05-26-2017
天津汽车抵押贷款利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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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除了必要的监管政策规制约束以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小微企业不能成为信用“黑箱”，必须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信用大数据库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并提升服务能力，明确要求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
普惠金融，是指以可以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其对象除了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等特殊群体，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也是其重点扶持对象。当前，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等普惠金融存在“嫌贫爱富”、供给不足现象。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本质上是让其履行国有银行责任、金融公平责任。
从银行的角度来讲，发展普惠金融也是其自身需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存款被互联网金融大幅度挤占，商业银行利润率在下降、不良率在上升，商业银行亟待顺应金融业发展新趋势。而且，近年来大中型商业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如房贷呈现风险增大趋势，大企业信贷业务因为同质化、议价能力低导致利润率变薄。对比之下，小微企业信贷利率高、企业成长性高，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可以优化信贷业务结构，赢得未来增长空间。
事实上，不少大中型商业银行是有意愿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也曾付出不小的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小微企业的风险识别难度大、成本高。因而，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除了必要的监管政策规制约束以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小微企业不能成为信用“黑箱”，必须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信用大数据库。
无论是大型企业或是小微企业，银行信贷本质上就是一种“信用经济”。之所以大型企业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并不完全是因为大企业有土地等抵押物。实际上，抵押物并不是银行放贷的第一位理由，首要的还是其现金还款能力。能让银行相信“还款”能力，主要源于大企业既往的数据积累，如多年的纳税记录、销售收入、透明的购销成本和财务报表、还款信用，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是，小微企业往往是“夫妻店”“父子店”，甚至是“个人店”，企业很大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自家的”或“个人的”，销售收入、应收款和负债、真实利润率等核心数据缺乏，或是全凭个人“一张嘴”，这犹如一个信用“黑箱”，难以量化风险，怎能让银行放心对其发放贷款？
银行信贷不同于一般企业经营，虽要考量利息高低所带来的利润率，但风险管控远比利润率更为重要，因为一笔不良贷款所带来的损失可能吞噬数十笔贷款所带来的利润。也就是说，鼓励发展普惠金融，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小微企业贷款的利息高低，关键在于小微企业不能是一个信用“黑箱”。小微企业向银行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银行才能从小微企业中选择低风险客户。
值得一提的是，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大数据库的建设，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涉及标准制定、法律保障、数据共建共享等，这绝非一家银行和小微企业能够实现。这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一项基础设施，政府有关方面应该发挥好相关作用。当然，具体到小微企业信用评分，政府也不必大包大揽，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 5月23日，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就《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建立健全红黑名单管理与应用制度，研究制定相关领域红黑名单统一认定标准，审慎认定红黑名单。而被认定上了失信黑名单的，社会力量将会进行联合惩戒。
同一天，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共享单车等失信行为。吴春耕说，“（下一步将）对（共享单车）用户和企业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加强企业服务质量和用户信用评价。鼓励企业组成信用信息共享联盟，对用户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吴春耕透露，交通部将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商议、联合研究制定共享单车失信惩戒备忘录，共同组织实施。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于一些失信被执行人的高消费行为进行了限制，比如坐高铁、住星级酒店、坐飞机等。吉林大学应用金融系副教授王希庆指出，对于个人和企业失信，已经有了很好的惩戒措施，但还是需要国家法律法规加以完善。
信用红黑名单制度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建立健全红黑名单管理与应用制度，规范各领域红黑名单的认定、奖惩、修复和退出。积极创造条件，依法依规向各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信用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开放全国信用联合奖惩对象名单数据库信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征求意见稿》认定信用联合奖惩对象名单有特定的来源。
这包括五个方面，即公共管理和服务中反映信用主体基本情况的登记类信息；刑事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征收、行政奖励、行政给付等行政行为中反映主体信用状况的信息；拒不履行生效司法裁决的信息；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或者掌握的信用主体受表彰奖励以及参加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信息；可作为红黑名单认定依据的其他信息。
一旦社会力量对失信“黑名单”者联合惩戒，可能被惩戒者将寸步难行。因为上述《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大数据企业、金融机构、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各类单位和公民个人向认定部门（单位）提供相关主体的守信行为和失信行为信息，探索研究将其作为红黑名单认定的重要参考。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在5月23日回应共享单车热点问题时也表示，交通部将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商议、联合研究制定失信惩戒备忘录，共同组织实施。
吴春耕指出，调研发现，一些城市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对严重违法失信人员交通违法失信行为信息的行业共享，运营企业也会据此停止其使用车辆的资格。这一举措可以促进用户守法规范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是社会共治的有益尝试。
上“黑名单”者将被联合惩戒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各类社会机构查询使用红黑名单，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实施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约束和惩戒。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新中指出，“黑名单的确定有严格的程序，如果一种行为被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要在多个领域实施惩戒，那么我们就是从该失信行为的性质及严重程度推断该主体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有可能失信。”
吉林大学应用金融系副教授王希认为，对于失信者进行联合惩戒，可能还需要有相关的法律，对于失信的严重程度也需要进行界定。
“另外很多失信者采取措施来规避惩戒，这些问题也要解决。比如失信者不能任法人代表注册公司，但是可能请人代持股份。这样的情况是常有发生的。”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另外像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失信行为认定的可操作性也有一定难度。比如共享单车、汽车等，因为使用者多，有认定成本高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新中认为，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时要遵循两个原则，即相关性和相当性。
所谓相关性，是指要判断失信行为属于哪类性质的行为，如果仅是在经济领域失信，那么就对该主体在经济领域进行限制；如果失信行为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那么对他的限制就是多方面的。所谓相当性，是指应根据失信行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最后的惩戒力度。
今年1-4月，广东高技术产业（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高达46.2%，其中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高精尖”产业投资均超50%。
这是广东近年通过实施创新驱动，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的缩影。当前，创新驱动发展被广东明确视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5月22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创新驱动发展就成为一个“高频词”。胡春华同志在向大会作报告时指出，今后五年，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整体进入创新型经济体行列，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建立。
“广东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胡春华进一步强调，广东要坚定不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总抓手，进一步聚焦产业发展，突出科技支撑，强化技术转化，使新动力尽快超过旧动力。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在全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大潮中是先行者。2014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这也是全国省区市中第一个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纲领性文件，标志广东启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来自广东省科技产业界的张国军代表认为，广东要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支撑有三大“发力点”：一是结合广东产业基础，尤其是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优势，广东首先应在智能制造领域寻求突破；二是从广东创新环境来说，新型研发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广东还有开放合作的优势，未来要进一步参与国际创新体系的建设。
过去五年来，广东的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逐步提速。一个直观的表现是，广东全省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逐年快速攀升，从2012年的2.17%增至2016年的2.52%，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创新驱动发展成效也直观表现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和结构优化调整。比如，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5478.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8817.7亿元，先进制造业增加值从10923.7亿元增长到15739.8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0.7%和9.5%。今年一季度，广东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高速增长10.2%、14.1%，增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和7个百分点，并且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51.3%和29.0%，成为日渐重要的新动能。
此外，广东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增至19857家，跃居全国首位。同时，广东的产业结构也实现标志性转变，第三产业比重突破50%。
如今，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再次明确新的更高的创新驱动发展目标：今后5年要整体进入创新型经济体行列，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这也折射出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一大重点思路：突出科技与产业对接。胡春华指出，广东要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推动科技与产业、市场、资本高效对接，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把创新落到发展上。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认为，创新驱动也不单指科技创新，而是建立新的“发展函数”，推动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重新组合。“十三五”期间的创新应该是一个全面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开放创新。
事实上，这样的思路在此次党代会上亦有着明显体现。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广东加快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机遇，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此外，报告还明确，**广东发展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转换发展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跟随式发展向引领型发展的转变。22日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21日深夜投票决定实施有利于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
这些措施由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会议上提出，主要内容包括批准更多在约旦河西岸C区（以色列完全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住房建筑许可、扩建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两个工业区、放宽检查站对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的控制、全天开放约旦河西岸与约旦之间的通关口岸等。报道说，这一决定遭到极右翼政党内阁成员的反对。
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除了必要的监管政策规制约束以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小微企业不能成为信用“黑箱”，必须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信用大数据库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并提升服务能力，明确要求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
普惠金融，是指以可以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其对象除了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等特殊群体，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也是其重点扶持对象。当前，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等普惠金融存在“嫌贫爱富”、供给不足现象。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本质上是让其履行国有银行责任、金融公平责任。
从银行的角度来讲，发展普惠金融也是其自身需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存款被互联网金融大幅度挤占，商业银行利润率在下降、不良率在上升，商业银行亟待顺应金融业发展新趋势。而且，近年来大中型商业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如房贷呈现风险增大趋势，大企业信贷业务因为同质化、议价能力低导致利润率变薄。对比之下，小微企业信贷利率高、企业成长性高，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可以优化信贷业务结构，赢得未来增长空间。
事实上，不少大中型商业银行是有意愿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也曾付出不小的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小微企业的风险识别难度大、成本高。因而，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除了必要的监管政策规制约束以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小微企业不能成为信用“黑箱”，必须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信用大数据库。
无论是大型企业或是小微企业，银行信贷本质上就是一种“信用经济”。之所以大型企业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并不完全是因为大企业有土地等抵押物。实际上，抵押物并不是银行放贷的第一位理由，首要的还是其现金还款能力。能让银行相信“还款”能力，主要源于大企业既往的数据积累，如多年的纳税记录、销售收入、透明的购销成本和财务报表、还款信用，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是，小微企业往往是“夫妻店”“父子店”，甚至是“个人店”，企业很大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自家的”或“个人的”，销售收入、应收款和负债、真实利润率等核心数据缺乏，或是全凭个人“一张嘴”，这犹如一个信用“黑箱”，难以量化风险，怎能让银行放心对其发放贷款？
银行信贷不同于一般企业经营，虽要考量利息高低所带来的利润率，但风险管控远比利润率更为重要，因为一笔不良贷款所带来的损失可能吞噬数十笔贷款所带来的利润。也就是说，鼓励发展普惠金融，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小微企业贷款的利息高低，关键在于小微企业不能是一个信用“黑箱”。小微企业向银行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银行才能从小微企业中选择低风险客户。
值得一提的是，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大数据库的建设，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涉及标准制定、法律保障、数据共建共享等，这绝非一家银行和小微企业能够实现。这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一项基础设施，政府有关方面应该发挥好相关作用。当然，具体到小微企业信用评分，政府也不必大包大揽，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 5月23日，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就《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建立健全红黑名单管理与应用制度，研究制定相关领域红黑名单统一认定标准，审慎认定红黑名单。而被认定上了失信黑名单的，社会力量将会进行联合惩戒。
同一天，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共享单车等失信行为。吴春耕说，“（下一步将）对（共享单车）用户和企业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加强企业服务质量和用户信用评价。鼓励企业组成信用信息共享联盟，对用户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吴春耕透露，交通部将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商议、联合研究制定共享单车失信惩戒备忘录，共同组织实施。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于一些失信被执行人的高消费行为进行了限制，比如坐高铁、住星级酒店、坐飞机等。吉林大学应用金融系副教授王希庆指出，对于个人和企业失信，已经有了很好的惩戒措施，但还是需要国家法律法规加以完善。
信用红黑名单制度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建立健全红黑名单管理与应用制度，规范各领域红黑名单的认定、奖惩、修复和退出。积极创造条件，依法依规向各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信用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开放全国信用联合奖惩对象名单数据库信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征求意见稿》认定信用联合奖惩对象名单有特定的来源。
这包括五个方面，即公共管理和服务中反映信用主体基本情况的登记类信息；刑事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征收、行政奖励、行政给付等行政行为中反映主体信用状况的信息；拒不履行生效司法裁决的信息；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或者掌握的信用主体受表彰奖励以及参加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信息；可作为红黑名单认定依据的其他信息。
一旦社会力量对失信“黑名单”者联合惩戒，可能被惩戒者将寸步难行。因为上述《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大数据企业、金融机构、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各类单位和公民个人向认定部门（单位）提供相关主体的守信行为和失信行为信息，探索研究将其作为红黑名单认定的重要参考。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在5月23日回应共享单车热点问题时也表示，交通部将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商议、联合研究制定失信惩戒备忘录，共同组织实施。
吴春耕指出，调研发现，一些城市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对严重违法失信人员交通违法失信行为信息的行业共享，运营企业也会据此停止其使用车辆的资格。这一举措可以促进用户守法规范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是社会共治的有益尝试。
上“黑名单”者将被联合惩戒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各类社会机构查询使用红黑名单，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实施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约束和惩戒。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新中指出，“黑名单的确定有严格的程序，如果一种行为被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要在多个领域实施惩戒，那么我们就是从该失信行为的性质及严重程度推断该主体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有可能失信。”
吉林大学应用金融系副教授王希认为，对于失信者进行联合惩戒，可能还需要有相关的法律，对于失信的严重程度也需要进行界定。
“另外很多失信者采取措施来规避惩戒，这些问题也要解决。比如失信者不能任法人代表注册公司，但是可能请人代持股份。这样的情况是常有发生的。”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另外像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失信行为认定的可操作性也有一定难度。比如共享单车、汽车等，因为使用者多，有认定成本高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新中认为，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时要遵循两个原则，即相关性和相当性。
所谓相关性，是指要判断失信行为属于哪类性质的行为，如果仅是在经济领域失信，那么就对该主体在经济领域进行限制；如果失信行为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那么对他的限制就是多方面的。所谓相当性，是指应根据失信行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最后的惩戒力度。
今年1-4月，广东高技术产业（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高达46.2%，其中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高精尖”产业投资均超50%。
这是广东近年通过实施创新驱动，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的缩影。当前，创新驱动发展被广东明确视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5月22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创新驱动发展就成为一个“高频词”。胡春华同志在向大会作报告时指出，今后五年，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整体进入创新型经济体行列，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建立。
“广东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胡春华进一步强调，广东要坚定不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总抓手，进一步聚焦产业发展，突出科技支撑，强化技术转化，使新动力尽快超过旧动力。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在全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大潮中是先行者。2014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这也是全国省区市中第一个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纲领性文件，标志广东启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来自广东省科技产业界的张国军代表认为，广东要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支撑有三大“发力点”：一是结合广东产业基础，尤其是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优势，广东首先应在智能制造领域寻求突破；二是从广东创新环境来说，新型研发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广东还有开放合作的优势，未来要进一步参与国际创新体系的建设。
过去五年来，广东的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逐步提速。一个直观的表现是，广东全省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逐年快速攀升，从2012年的2.17%增至2016年的2.52%，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创新驱动发展成效也直观表现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和结构优化调整。比如，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5478.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8817.7亿元，先进制造业增加值从10923.7亿元增长到15739.8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0.7%和9.5%。今年一季度，广东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高速增长10.2%、14.1%，增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和7个百分点，并且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51.3%和29.0%，成为日渐重要的新动能。
此外，广东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增至19857家，跃居全国首位。同时，广东的产业结构也实现标志性转变，第三产业比重突破50%。
如今，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再次明确新的更高的创新驱动发展目标：今后5年要整体进入创新型经济体行列，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这也折射出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一大重点思路：突出科技与产业对接。胡春华指出，广东要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推动科技与产业、市场、资本高效对接，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把创新落到发展上。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认为，创新驱动也不单指科技创新，而是建立新的“发展函数”，推动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重新组合。“十三五”期间的创新应该是一个全面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开放创新。
事实上，这样的思路在此次党代会上亦有着明显体现。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广东加快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机遇，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此外，报告还明确，**广东发展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转换发展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跟随式发展向引领型发展的转变。22日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21日深夜投票决定实施有利于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
这些措施由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会议上提出，主要内容包括批准更多在约旦河西岸C区（以色列完全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住房建筑许可、扩建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两个工业区、放宽检查站对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的控制、全天开放约旦河西岸与约旦之间的通关口岸等。报道说，这一决定遭到极右翼政党内阁成员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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