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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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过古罗马竞技场的人都会感叹人类智慧在古代建筑上的成就。这座1900多年前的椭圆形建筑，其基本结构至今仍在沿用，阶梯式看台逐层向后延展，最大容量约9万人，放到今天，也是世界排名前几位的超大型运动场。
此后，世界各国和地区先后建起数以百计的大型运动场，用于竞技比赛和演出、集会，举办过奥运会的23座城市都留下了这样的宏伟建筑，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物质和文化遗产。
2006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那是1936年奥运会的主赛场。虽然经历了多次改建和重建，但奥林匹克钟楼和马拉松之门等主要史迹元素多被保留。
东京代代木体育馆是为举办1964年奥运会而建，半个世纪过去，日本女排早已不是世界一流强队，但青少年球迷依然带着极高的兴致而来，能到这座见证日本排球辉煌的体育馆看世界杯赛，不由得心生敬畏。水泥建筑也会说话，因为它是体育文化的标志。
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球场于1950年落成，曾经号称有20万人的容量，见证过球王贝利踢进第1000球的历史时刻。2016年里约奥运会，马拉卡纳球场承办开幕式，并留下了巴西足球队夺取金牌的足迹。
如上的体育场馆都有了一大把年纪，所记载的历史文化长青常新，每成东道主，仍是主赛场的首选之地。
说到奥运会主赛场，一项重要功能是承办开幕式，规模超大、设施俱全，都是必须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的主赛场，采取了搭建临时看台的设计。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赛场，也将部分看台设计为临时型，赛后拆去，使体育场更加便于进行一般赛事和公众使用。
相比永久性建筑，这的确减少了不少烦恼。法国为举办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而兴建的法兰西大球场，容量为8万人，但是，高级别比赛资源有限，常年进行的职业足球联赛，没有一家法甲俱乐部愿意重金换来空着半数看台的氛围，以致球场不惜躬身向法乙俱乐部招租。
大型、超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和经营属于世界性难题。国际奥委会一直担心沉重的经济负担会打击申办奥运会的积极性，前任主席罗格倡导创办青年奥运会，规定申办方必须承诺不专门为举办青奥会大兴土木，尽可能使用现有场馆、公园、广场等公共设施。
一座著名的体育场必定是城市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那里的人们用双手维护它的外在形象，更怀着骄傲、珍惜和崇敬之情分享它为身心健康带来的功用。认识到这种意义和价值始终伴随着体育场的存在，文化内涵才是赛后利用和经营的出路。
大型体育场馆为顶级竞技比赛而建，终归是少数人玩，多数人看。其实，即便是国字号体育场，也可适当开放，让更多人来过把瘾。日前，全国幼儿足球比赛在“鸟巢”举行，孩子们虽然只在跑道外围圈起一块小场地踢球，这段经历也会记一辈子。
建设时绘声绘色地描述蓝图，建成后不断填补遗缺，这种情况各国多有。随着电视转播全媒体技术的发展，欣赏赛事的途径也在变化。依托大量中小型场馆，慎重规划建设超大型体育场馆，是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潮流，全球大同。
6月21日，印尼华裔青少年游学营在北京开营，来自印尼的40名学员在未来数天内将参加汉语课程、中国武术、绘画、书法等学习活动。6月18日，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福内布中文学校迎来一周年庆，学生和家长共同出席了热闹的庆典活动。这些屡见报端的消息，正反映了近年来世界各地华裔青少年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热烈氛围。
生机勃勃
据悉，挪威的福内布中文学校是一所非赢利性的周末学校。近年来，由于当地的华侨华人家庭不断增多，他们的孩子对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也在增加。一年多以前，几个热心家长就自发创办了该校。从无到有，学生从少到多，该校目前已有3个班级共33名学生，预计今年秋天还将增加20人左右。这所周末学校的成长，正是海外中文学校发展的缩影。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鞠玉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我们的调查和研究中可以看到，周末中文学校遍及世界各地，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就一定有周末中文学校，可谓是遍地开花。”
如果说周末中文学校是开在各地华人社区里的花朵，那么像旧金山南侨学校这类历史悠久的侨校则是生根在华埠的大树，他们挑起了教育华人子女、传承中华文化的大梁。“我们学校建校已经有97年历史，目前在校学生超过1300名，从周一到周日，开设的课程涵盖中文、书法、武术、珠算等，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正在为暑期班忙碌的旧金山南侨学校校长谭粼在采访中这样介绍。近百年来，南侨学校严守“诚朴勤爱”的校训，坚持把传承中华文化的理念贯穿在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爱国情怀的华裔后代。
国内各地每年举办的“寻根之旅”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是我国侨务工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017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相约魅力柳州营，6月19日在广西柳州市文庙举行开营仪式。来自美国的54名华裔青少年将在广西开展为期两周的中华文化之旅。类似的活动营在福建、北京、广东、湖北等地都在开展。据国侨办公布的数据，每年通过“寻根之旅”来到中国的华裔青少年数量超过1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
内外并举
家庭教育是海外华人后代感知故乡的纽带，而重视文化之根的传承则是华人家庭的一大特征。曾在日本长大，目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杜秀青在采访时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家附近没有华文学校，我只能就近在日本当地的小学念书。学校的环境让我很难接触到中国文化，但是我父母特别重视文化传承，我在家被要求说中文。他们订购中文报刊，让我认真阅读，还鼓励我积极投稿。”
在菲律宾，不只是众多的华校承担了华文教育的责任，各地的华人社团也不放过任何传承民族文化的手段和机会。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说：“长期以来，华社都十分重视这一‘留根’工程，锲而不舍地推动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传承。”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华人社团会组织众多前往祖籍国的冬夏令营活动。他介绍道：“华教中心组织各类活动营已有27年历史，现在已成相当规模，每年有近千名华裔青少年回中国参加学习和探访活动，影响很大。”
“寻根之旅”是国家和地方侨务工作将华裔青少年“引进来”的成功做法，而另一个成功举措则表现在“走出去”上。据了解，在国侨办的支持下，每年都会有一批专业的师资力量被派往国外，支援当地侨校建设，多年来取得很好的效果。谭粼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去中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国内派过来的这些‘专家’，能够传授‘原汁原味’的中国功夫、民族舞蹈、书法、国画等课程，尤其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显著提升，“汉语热”、“中国热”等词屡见不鲜。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单纯地是“把根留住”的需要，更是当代国际化的需要，具有中华文化品质的海外华人也因此受益良多。在旧金山，谭粼发现来自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公司与日俱增，当地许多工作岗位涉及到与中国人接触，所以在招聘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懂中文的华裔青年。正因如此，她的许多学生常常庆幸自己有过在华校学习的经历。
道阻且长
海内外各方的努力，为华裔青少年传承中华文化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文化传承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已经不成问题。
鞠玉华说：“以侨校为例，多年来在各方的努力下，侨校的办学规模和质量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海外华人数量规模增长很快，分布地域也更加广泛，这给侨校办学带来机遇，同时也添加了不少压力。主要体现在教材、教师资源、教室空间、办学经费等方面。单一的教材难以因地制宜满足各地区需要；部分地区专业教师资源缺乏；很多地区的办学经费依靠自筹，办学的稳定性较差。”
新生代华裔出生在海外，对祖籍国的感情相对于第一代华人来说会越来越淡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相对较浅，尤其成长在其他强势文化氛围中，传承中华文化的难度也就更大。
“由于缺乏中文环境，阅读中文书籍、学习中华文化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再加上父母工作较忙，在督促和引导孩子方面很难周全，所以，一些华人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就被搁置了。”杜秀青如是说。
而对于那些到中国参加冬夏令营的华裔青少年而言，也有报道分析，短短十几天的活动安排也只能接触到中华文化的一边一角，想要广泛而深刻地了解中华文化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虽然海外华人后裔的文化传承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对那些懂中文或者了解中华文化的新华侨非常有信心。他们在语言和文化理解方面与当地主体人群并无差异，能轻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同时他们又懂中文，将来在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交往中，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益的。”鞠玉华满怀期待地说。
《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总报告）》的研究视角由简单的城市间比较，转向由城市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变化趋势，并有新的发现：一是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二是经济增速虽放缓，但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三是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四是部分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问题须予以关注
当今时代，全球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世界超过一半人口聚居在城市里。城市作为人类集中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空间载体，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动源、经济增长的引擎、文化发展的平台、权利决策的中心、对外联系的节点。在全球化突飞猛进，信息化日新月异背景下，城市日益变得重要。从城市视角审视时空维度上的大国发展既抓住了关键又意义重大。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正在出现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向，区域、城市间分化、固化与强化动向复杂并存。
一、中国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
空间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和布局结构便构成了空间经济。基于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及判断，中国将逐渐形成以多中心网群化城市体系为支撑的“一网五带”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其中，东部地区及其近邻的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将出现群网络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网”，形成东中一体；东北和西部作为成长区域，将延伸出五大城市发展带（简称“五带”）。一是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以京哈线为发展主轴，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城市，依托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二是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以陇海—兰新线为西北地区的发展主轴，联动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河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三是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依托成渝双核横跨四川盆地，向西沿陆桥通道直抵拉萨，形成长江经济带的延长线。四是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依托湘黔铁路和贵昆铁路由湖南延伸至云贵地区，联动贵阳、昆明两大区域中心城市，通过东中部发达的城市网络体系辐射带动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五是南线沿南城市发展带，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起点，以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带动北部湾城市群和琼海城市群。
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以及2015年、2016年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的搜集整理，通过立体化、动态式的系统考察发现：
从城市层面GDP空间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东中一体与“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局进一步凸现。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前20%（57个城市）集聚全国近3/5的财富。第二，中部地区凭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正在不断崛起，东北地区由于中心城市支撑作用下降而出现持续下滑。第三，“一网五带”的“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格局进一步显现。东中部多中心城市群网中1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造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在近年来保持在63%以上。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GDP比重持续增加，2015年达到了6.28%，有赶超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的可能。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南线沿海城市发展带在全国的GDP比重尽管相对较小，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
从城市人口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人口流动出现新动向：中部地区、部分高行政等级城市人口流入增加。第一，城市人口增速在区域空间和城市行政级别层面上出现分化。第二，人口流向发生部分逆转，中部地区常住人口规模开始增加。第三，长三角等东部地区成熟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显现，中西部城市群单核集聚进一步强化。
从城市群的发展演进来看，人口流向的部分逆转正在悄然改变着城市群及全国经济空间结构，中国城市群体系的多中心化愈加明显，而且对经济空间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一是由成熟型、成长型和潜在型城市群构成的中国城市群体系在首位度和规模—位序关系上表现出的多中心化在逐步显现，位序较低的城市群也在不断发展。二是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城市群之间分化明显，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空间的主体支撑。三是绝大多数城市群经济增速（均值）高于全国水平，城市群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新动能。
二、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
从城市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动态需聚焦经济增速与城镇化进程这两大方面。从全国层面看，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趋缓，由2010年10.6%下调至2016年的6.7%。在城镇化上，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保持每年不低于1个百分点增速推进，2016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2015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全国经济增速的下调并没有引起城镇化进程的放缓。
从城市层面看，在经济增速方面：第一，城市经济增速的普遍性放缓直接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调。第二，城市经济增速“西高东低”和“南高北低”并存，南北分化比较明显，部分城市出现经济负增长。第三，部分后发城市经济增速后来居上，像成都、武汉、长沙等部分省会城市经济进入快速集聚阶段。
在城镇化方面，第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水平超过80%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城镇化率的增速明显较缓。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率增速相对较高，许多地区快于全国水平。第二，城市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及分化正在叠加影响城镇化的空间结构调整，一些城市群内重点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近年来呈现加快之势。第三，城市经济增速放缓没有导致城镇化增速的减缓。先行地区和城市是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存量支撑主体，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其对中国城镇化的增量带动作用将有所减弱。而后发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速相对较快，城镇化水平较低且正加速推进，为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和先行地区城镇化速度放慢形成缓冲，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仍将保持稳步推进。
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
1979至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创造这一增长奇迹的背后是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事实。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驱动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转型升级重塑新的增长内生动力已迫在眉睫。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总体上大多数城市的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只有少数城市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城市之间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差距在拉大。
（一）出口需求总体低迷，增速在波动中分化
从城市视角来看，出口呈现总体上低迷不振、空间上高度分化，时间上波动加剧的态势。从总体来看，2015年全国257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增长0.51%，呈现低迷状态。2016年基本延续了上一年度的低迷态势，188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下降0.09%。从时间上看，同一城市出口增速波动很大。2016年，有79个城市的出口增速出现10%以上的波动，变化最大的是湖南怀化市。从空间上看，城市间出口增速分化极其严重。出口增速最高的武威，其增速高达266.67%，相反，最低的丽江，其增速是-49.5%，两者相差316%，可见城市间出口分化的严重程度。
总体而言，现阶段出口需求的总体低迷和分化趋势加剧了城市之间产业转型升级的分化发展态势。
（二）消费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稳步提升，部分城市表现尤为亮眼
从城市视角看，绝大部分城市的消费都在稳步增长，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表现尤为亮眼。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沿海许多非省会城市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经济高速发展，甚至一些城市经济总量还超过了所在的省会，但就消费而言，省会城市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心。以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直辖市、省会城市多高于其他城市，其余高行政等级城市的消费占GDP比重也往往较高。
总体而言，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但是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分化较为明显，这也为部分城市率先完成转型升级，大多数城市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埋下了伏笔。
（三）多数城市依赖于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
从城市视角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市建设投资依然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推进剂，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低，转型升级较为成功。
从时间上看，对比2014年与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285个城市中，75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反有2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就房地产投资占比而言，仅有73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应地，有212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上升。
（四）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明显分化
近年来，少数城市在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如深圳、杭州等城市，但绝大部分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依旧进展缓慢，城市之间的分化相当明显。
从新兴产业的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城市及内陆个别中心城市正在大力对接国家推动的“新经济”战略，新的科技浪潮以及高生产效率的新经济正在崛起，而不发达地区城市则明显落后于大趋势，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异常艰难。针对2015年新三板514家新经济概念挂牌公司的产业分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排名前十位城市所拥有的新经济概念公司数就占到75%。第二，在地域分布上，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第三，除了东莞、厦门外，新经济概念公司挂牌数位居前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GDP排名前十位的城市，这说明发达城市正在这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其他地区明显缺乏创新活力。在万人专利申请排名前二十的城市中，仅有西安、成都属于内陆城市，其他几乎都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以长三角城市居多（9个），其次是珠三角城市（6个），这充分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是深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
四、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问题须予以关注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病”现象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不断蔓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中小城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中小城市发展大多缺乏可持续性。
（一）相对大城市，中小城市社会治安隐患更大
从空间上看，犯罪率大小与城市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小城市相对大城市更不安全。由于公众舆论有意无意的忽视，导致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发生的许多小型公共安全事件并不容易引起媒体关注，从而让人产生某种错觉，以为城市越大越不安全。但是，根据对每万人刑事案件逮捕人数（犯罪率）这一数据的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安全呈负相关，并非城市越大越不安全。
从时间上来看，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对比2014年和2010年各城市的犯罪率，犯罪率增长高于5%的城市如怀化、铜川、商洛、大庆等无一不是中小城市，而大城市如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则呈现明显的负增长。总体而言，相较于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犯罪率增长更快，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中小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从城市视角看，中小城市汽车拥有量增长很快。根据对全国285个城市的统计分析表明，2003年到2013年间，四线中小城市的汽车拥有量平均增长698%，大大超出一二线大城市472%的增长率。
与此同时，相较于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发展则远滞后于大城市。总体而言，中小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远远赶不上快速增长的汽车拥有量，而且与大城市相比，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另外，中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地区小城市城市管理滞后，无法提出完善的交通解决方案，因而中小城市的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三）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总体比大城市更快
从城市视角来看，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并不比大城市低。从2005年到2013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分别平均上涨31%、1.96%、9.5%、15%，一线城市涨幅最大，而通常被舆论忽略的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反而超过了二三线城市，仅次于一线城市，这也进一步说明相对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得更快。
（四）相较于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环境污染更为严重
从城市视角来看，一二三四线城市的PM2.5年均值平均分别为50.75、59.03、54.83、49.87微克/立方米，二三线城市的空气环境污染程度稍大于一四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空气环境相差无几，因此并不能认为城市越大，环境污染就越严重，恰恰相反，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的PM2.5只有38.8微克/立方米和29.9微克/立方米，远远低于许多中小城市。再者，统计发现，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市规模大致呈现负相关，这进一步表明中小城市的环境污染可能比大城市更为严重。
（五）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和水平远远落后于大城市
大城市所占有的医疗资源远多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医疗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均衡，甚至存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差距极大，并且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1.12、1.01、0.62、0.4，一线城市接近于四线城市的三倍。
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也远高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中国的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还是极不均衡的。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要远高于中小城市，并且中小城市之间因所在区域的不同，其教育资源的差异也非常大。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造成了人口的加速集聚，而中小城市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却少得可怜，又因为教育具有规模效应，易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威胁小城市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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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并举
家庭教育是海外华人后代感知故乡的纽带，而重视文化之根的传承则是华人家庭的一大特征。曾在日本长大，目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杜秀青在采访时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家附近没有华文学校，我只能就近在日本当地的小学念书。学校的环境让我很难接触到中国文化，但是我父母特别重视文化传承，我在家被要求说中文。他们订购中文报刊，让我认真阅读，还鼓励我积极投稿。”
在菲律宾，不只是众多的华校承担了华文教育的责任，各地的华人社团也不放过任何传承民族文化的手段和机会。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说：“长期以来，华社都十分重视这一‘留根’工程，锲而不舍地推动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传承。”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华人社团会组织众多前往祖籍国的冬夏令营活动。他介绍道：“华教中心组织各类活动营已有27年历史，现在已成相当规模，每年有近千名华裔青少年回中国参加学习和探访活动，影响很大。”
“寻根之旅”是国家和地方侨务工作将华裔青少年“引进来”的成功做法，而另一个成功举措则表现在“走出去”上。据了解，在国侨办的支持下，每年都会有一批专业的师资力量被派往国外，支援当地侨校建设，多年来取得很好的效果。谭粼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去中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国内派过来的这些‘专家’，能够传授‘原汁原味’的中国功夫、民族舞蹈、书法、国画等课程，尤其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显著提升，“汉语热”、“中国热”等词屡见不鲜。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单纯地是“把根留住”的需要，更是当代国际化的需要，具有中华文化品质的海外华人也因此受益良多。在旧金山，谭粼发现来自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公司与日俱增，当地许多工作岗位涉及到与中国人接触，所以在招聘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懂中文的华裔青年。正因如此，她的许多学生常常庆幸自己有过在华校学习的经历。
道阻且长
海内外各方的努力，为华裔青少年传承中华文化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文化传承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已经不成问题。
鞠玉华说：“以侨校为例，多年来在各方的努力下，侨校的办学规模和质量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海外华人数量规模增长很快，分布地域也更加广泛，这给侨校办学带来机遇，同时也添加了不少压力。主要体现在教材、教师资源、教室空间、办学经费等方面。单一的教材难以因地制宜满足各地区需要；部分地区专业教师资源缺乏；很多地区的办学经费依靠自筹，办学的稳定性较差。”
新生代华裔出生在海外，对祖籍国的感情相对于第一代华人来说会越来越淡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相对较浅，尤其成长在其他强势文化氛围中，传承中华文化的难度也就更大。
“由于缺乏中文环境，阅读中文书籍、学习中华文化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再加上父母工作较忙，在督促和引导孩子方面很难周全，所以，一些华人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就被搁置了。”杜秀青如是说。
而对于那些到中国参加冬夏令营的华裔青少年而言，也有报道分析，短短十几天的活动安排也只能接触到中华文化的一边一角，想要广泛而深刻地了解中华文化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虽然海外华人后裔的文化传承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对那些懂中文或者了解中华文化的新华侨非常有信心。他们在语言和文化理解方面与当地主体人群并无差异，能轻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同时他们又懂中文，将来在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交往中，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益的。”鞠玉华满怀期待地说。
《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总报告）》的研究视角由简单的城市间比较，转向由城市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变化趋势，并有新的发现：一是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二是经济增速虽放缓，但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三是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四是部分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问题须予以关注
当今时代，全球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世界超过一半人口聚居在城市里。城市作为人类集中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空间载体，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动源、经济增长的引擎、文化发展的平台、权利决策的中心、对外联系的节点。在全球化突飞猛进，信息化日新月异背景下，城市日益变得重要。从城市视角审视时空维度上的大国发展既抓住了关键又意义重大。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正在出现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向，区域、城市间分化、固化与强化动向复杂并存。
一、中国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
空间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和布局结构便构成了空间经济。基于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及判断，中国将逐渐形成以多中心网群化城市体系为支撑的“一网五带”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其中，东部地区及其近邻的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将出现群网络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网”，形成东中一体；东北和西部作为成长区域，将延伸出五大城市发展带（简称“五带”）。一是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以京哈线为发展主轴，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城市，依托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二是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以陇海—兰新线为西北地区的发展主轴，联动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河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三是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依托成渝双核横跨四川盆地，向西沿陆桥通道直抵拉萨，形成长江经济带的延长线。四是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依托湘黔铁路和贵昆铁路由湖南延伸至云贵地区，联动贵阳、昆明两大区域中心城市，通过东中部发达的城市网络体系辐射带动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五是南线沿南城市发展带，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起点，以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带动北部湾城市群和琼海城市群。
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以及2015年、2016年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的搜集整理，通过立体化、动态式的系统考察发现：
从城市层面GDP空间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东中一体与“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局进一步凸现。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前20%（57个城市）集聚全国近3/5的财富。第二，中部地区凭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正在不断崛起，东北地区由于中心城市支撑作用下降而出现持续下滑。第三，“一网五带”的“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格局进一步显现。东中部多中心城市群网中1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造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在近年来保持在63%以上。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GDP比重持续增加，2015年达到了6.28%，有赶超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的可能。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南线沿海城市发展带在全国的GDP比重尽管相对较小，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
从城市人口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人口流动出现新动向：中部地区、部分高行政等级城市人口流入增加。第一，城市人口增速在区域空间和城市行政级别层面上出现分化。第二，人口流向发生部分逆转，中部地区常住人口规模开始增加。第三，长三角等东部地区成熟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显现，中西部城市群单核集聚进一步强化。
从城市群的发展演进来看，人口流向的部分逆转正在悄然改变着城市群及全国经济空间结构，中国城市群体系的多中心化愈加明显，而且对经济空间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一是由成熟型、成长型和潜在型城市群构成的中国城市群体系在首位度和规模—位序关系上表现出的多中心化在逐步显现，位序较低的城市群也在不断发展。二是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城市群之间分化明显，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空间的主体支撑。三是绝大多数城市群经济增速（均值）高于全国水平，城市群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新动能。
二、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
从城市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动态需聚焦经济增速与城镇化进程这两大方面。从全国层面看，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趋缓，由2010年10.6%下调至2016年的6.7%。在城镇化上，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保持每年不低于1个百分点增速推进，2016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2015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全国经济增速的下调并没有引起城镇化进程的放缓。
从城市层面看，在经济增速方面：第一，城市经济增速的普遍性放缓直接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调。第二，城市经济增速“西高东低”和“南高北低”并存，南北分化比较明显，部分城市出现经济负增长。第三，部分后发城市经济增速后来居上，像成都、武汉、长沙等部分省会城市经济进入快速集聚阶段。
在城镇化方面，第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水平超过80%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城镇化率的增速明显较缓。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率增速相对较高，许多地区快于全国水平。第二，城市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及分化正在叠加影响城镇化的空间结构调整，一些城市群内重点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近年来呈现加快之势。第三，城市经济增速放缓没有导致城镇化增速的减缓。先行地区和城市是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存量支撑主体，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其对中国城镇化的增量带动作用将有所减弱。而后发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速相对较快，城镇化水平较低且正加速推进，为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和先行地区城镇化速度放慢形成缓冲，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仍将保持稳步推进。
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
1979至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创造这一增长奇迹的背后是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事实。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驱动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转型升级重塑新的增长内生动力已迫在眉睫。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总体上大多数城市的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只有少数城市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城市之间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差距在拉大。
（一）出口需求总体低迷，增速在波动中分化
从城市视角来看，出口呈现总体上低迷不振、空间上高度分化，时间上波动加剧的态势。从总体来看，2015年全国257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增长0.51%，呈现低迷状态。2016年基本延续了上一年度的低迷态势，188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下降0.09%。从时间上看，同一城市出口增速波动很大。2016年，有79个城市的出口增速出现10%以上的波动，变化最大的是湖南怀化市。从空间上看，城市间出口增速分化极其严重。出口增速最高的武威，其增速高达266.67%，相反，最低的丽江，其增速是-49.5%，两者相差316%，可见城市间出口分化的严重程度。
总体而言，现阶段出口需求的总体低迷和分化趋势加剧了城市之间产业转型升级的分化发展态势。
（二）消费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稳步提升，部分城市表现尤为亮眼
从城市视角看，绝大部分城市的消费都在稳步增长，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表现尤为亮眼。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沿海许多非省会城市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经济高速发展，甚至一些城市经济总量还超过了所在的省会，但就消费而言，省会城市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心。以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直辖市、省会城市多高于其他城市，其余高行政等级城市的消费占GDP比重也往往较高。
总体而言，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但是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分化较为明显，这也为部分城市率先完成转型升级，大多数城市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埋下了伏笔。
（三）多数城市依赖于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
从城市视角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市建设投资依然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推进剂，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低，转型升级较为成功。
从时间上看，对比2014年与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285个城市中，75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反有2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就房地产投资占比而言，仅有73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应地，有212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上升。
（四）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明显分化
近年来，少数城市在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如深圳、杭州等城市，但绝大部分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依旧进展缓慢，城市之间的分化相当明显。
从新兴产业的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城市及内陆个别中心城市正在大力对接国家推动的“新经济”战略，新的科技浪潮以及高生产效率的新经济正在崛起，而不发达地区城市则明显落后于大趋势，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异常艰难。针对2015年新三板514家新经济概念挂牌公司的产业分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排名前十位城市所拥有的新经济概念公司数就占到75%。第二，在地域分布上，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第三，除了东莞、厦门外，新经济概念公司挂牌数位居前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GDP排名前十位的城市，这说明发达城市正在这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其他地区明显缺乏创新活力。在万人专利申请排名前二十的城市中，仅有西安、成都属于内陆城市，其他几乎都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以长三角城市居多（9个），其次是珠三角城市（6个），这充分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是深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
四、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问题须予以关注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病”现象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不断蔓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中小城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中小城市发展大多缺乏可持续性。
（一）相对大城市，中小城市社会治安隐患更大
从空间上看，犯罪率大小与城市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小城市相对大城市更不安全。由于公众舆论有意无意的忽视，导致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发生的许多小型公共安全事件并不容易引起媒体关注，从而让人产生某种错觉，以为城市越大越不安全。但是，根据对每万人刑事案件逮捕人数（犯罪率）这一数据的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安全呈负相关，并非城市越大越不安全。
从时间上来看，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对比2014年和2010年各城市的犯罪率，犯罪率增长高于5%的城市如怀化、铜川、商洛、大庆等无一不是中小城市，而大城市如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则呈现明显的负增长。总体而言，相较于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犯罪率增长更快，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中小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从城市视角看，中小城市汽车拥有量增长很快。根据对全国285个城市的统计分析表明，2003年到2013年间，四线中小城市的汽车拥有量平均增长698%，大大超出一二线大城市472%的增长率。
与此同时，相较于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发展则远滞后于大城市。总体而言，中小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远远赶不上快速增长的汽车拥有量，而且与大城市相比，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另外，中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地区小城市城市管理滞后，无法提出完善的交通解决方案，因而中小城市的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三）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总体比大城市更快
从城市视角来看，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并不比大城市低。从2005年到2013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分别平均上涨31%、1.96%、9.5%、15%，一线城市涨幅最大，而通常被舆论忽略的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反而超过了二三线城市，仅次于一线城市，这也进一步说明相对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得更快。
（四）相较于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环境污染更为严重
从城市视角来看，一二三四线城市的PM2.5年均值平均分别为50.75、59.03、54.83、49.87微克/立方米，二三线城市的空气环境污染程度稍大于一四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空气环境相差无几，因此并不能认为城市越大，环境污染就越严重，恰恰相反，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的PM2.5只有38.8微克/立方米和29.9微克/立方米，远远低于许多中小城市。再者，统计发现，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市规模大致呈现负相关，这进一步表明中小城市的环境污染可能比大城市更为严重。
（五）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和水平远远落后于大城市
大城市所占有的医疗资源远多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医疗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均衡，甚至存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差距极大，并且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1.12、1.01、0.62、0.4，一线城市接近于四线城市的三倍。
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也远高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中国的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还是极不均衡的。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要远高于中小城市，并且中小城市之间因所在区域的不同，其教育资源的差异也非常大。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造成了人口的加速集聚，而中小城市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却少得可怜，又因为教育具有规模效应，易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威胁小城市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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