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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总书记深刻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当前，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我省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优势、实现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推进全面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体现了创新的本质特征，适应了国际创新发展新趋势，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的效能。
 
从创新的本质特征看，创新是指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具体有五种形态：开发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利用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实行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过去我们过多关注单一创新，往往导致创新的效率不高，其放大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包括了技术、产品、产业、组织、文化、商业模式、业态、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创新，更加符合创新的本质。
 
从创新的发展趋势看，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大智移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法宝。著名创新研究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森伯格认为：“创新活动由需求和技术共同决定，需求决定创新的报酬，技术决定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及成本。”例如，苹果公司的成功不单单在于其独特的技术与产品设计，还源于其精准的商业模式创新。他们看到了终端内容服务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发展战略早已从纯粹的出售电子产品转变为提供以终端为基础的综合性内容服务。注重科技创新，同时也注重通过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深度利用新技术，这已是世界创新领域的共识。
 
从创新效能的发挥来看，全面创新是形成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目前的企业竞争、区域竞争，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应用新技术为目的的全面创新。只有全面创新，才能形成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促使技术创新与其他创新有机组合，才能更有效地调动利用各种要素和资源，让创新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进全面创新的有效路径
 
从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实践来看，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有如下几个有效路径：围绕创新链各环节进行组合创新，围绕产业生态圈进行组合创新，围绕复合型人才团队进行组合创新。
 
人类的许多创造成果来源于组合。英国学者布莱基说过：“组织得好的石头能成为建筑，组织得好的社会规则能成为宪法，组织得好的词汇能成为漂亮的文章，组织得好的想象和激情能成为优美的诗篇，组织得好的事实能成为科学。”创新也是如此。多种类型创新的组合，或者说组合创新，可以使创新效应最大化。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主要途径就是组合创新。
 
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进行组合创新。从纵向来看，要构建由技术、产品、商业模式、新业态、文化等紧密连接的创新链条；从横向看，要构建针对每个创新环节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紧密连接的创新链条。最后形成横向组合创新与纵向组合创新结合的创新网络，使全面创新成为一个系统，并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技术创新产生最大的商业化效应。比如，由蒸汽机技术衍生出蒸汽轮船、蒸汽机车、蒸汽鼓风机等，就是组合创新的典型。再比如，超声波技术发明后，被应用到洗涤、探测、熔解、焊接、切割、诊断、钻孔、测量、检验等方面，使得该技术商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通过一项基础技术的创新，在可能的应用领域与现有应用技术结合，能够形成很多种应用方式，创新出一系列新产品、新业态。
 
围绕产业生态圈进行组合创新。打造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是目前产业竞争的重要形式，也是世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已经形成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往往产业链条、产业生态较为完善，产业的各环节连接紧密，可以在此基础上将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产业孵化、商业模式创新、新业态的催生等统筹考量，形成围绕产业生态圈的组合创新。中关村就是一个围绕产业生态圈组合创新的典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形成了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以及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四大潜力产业集群，聚集着联想、百度、搜狐、新浪、网易、小米等知名企业，形成了以百度、亿赞普、百分点、云基地等为代表的大数据企业群。其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显示出以产业生态圈为载体进行组合创新的巨大发展潜力。
 
围绕复合型人才团队和交叉学科进行组合创新。组合创新需要复合型人才和集多学科于一体的交叉学科创新团队支撑。由此而言，我省实施人才战略应从整体上进行谋划，从培育引进单一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转向培育引进创新型人才团队，由培育引进单一创新环节的人才和团队转向培育引进由复合人才构成的创新团队。比如，目前在智能汽车发展中，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按照智能汽车开发的逻辑次序、人才稀缺性来培育引进人才，首先引进的人才是法国的时尚专家、高级设计人才等。我省在全面创新中，要统筹考虑，从总体上明确创新团队形成的路径，以及创新团队的构成与组合模式，构建起聚集多学科、多环节人才的全面创新团队，以适应目前创新发展新趋势。
 
推进全面创新需强化政策支持
 
创新是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活动，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表现为集成创新，创新的风险性、繁复性不断增加，资金、人才等要素投入也不断增加。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推进创新活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加大对创新的政策支持。在国际上，虽然各国政府采取的方式与手段不同，但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和鼓励创新。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了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都**各类政策来鼓励创新。从推进全面创新的实际情况来看，我省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应实现以下三方面的转变：由支持单一环节向支持创新链条与产业生态圈转变，由简单分割式支持向按照不同阶段确定支持强度转变，由单一部门分散支持向多个相关部门协同支持转变。
 
由支持单一环节向支持创新链条与产业生态圈转变。目前创新支持政策更多的是支持技术创新环节，针对产业关键技术设立重大技术创新专项进行支持，或者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这虽然抓住了创新的关键，但一些企业或科研机构囿于旧的思维方式、技术的单向思维或人才的单一性等因素，对技术开发之后的环节，包括商业化、商业模式、产业新趋势等重视不够，使许多本可能产生更大市场效应的技术远未达到理想效果。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相关部门要将支持的领域进一步拓宽：由支持单一技术创新环节转向支持整个创新链条或产业生态圈的创新活动。要进行顶层设计，谋划一批全面创新的链条与产业生态圈并予以支持，形成由技术到产品、企业、业态、商业模式等系统性创新，以使创新产生更大的效益。
 
由简单分割式支持向按照不同阶段确定支持强度转变。全面创新包括技术需求发现、创新创意形成、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创造、成果转化与商业化、商业模式创新、形成新业态等环节。在一个创新周期内的不同阶段，企业的创新投入结构与强度是不同的，需要政府支持的强度也应当有所不同。因此，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要根据不同创新阶段来确定支持强度。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创新组织对知识及技术掌握呈现出“深度的加强”和“广度的减少”特征，需要产学研更加紧密合作，政府在制定支持政策时要具体考虑这一情况。
 
由单一部门分散支持向多个相关部门协同支持转变。目前，对于创新的管理分散在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和改革、商业等多个部门，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一个整体，需要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协调推进。因此，相关部门对创新的支持也需要从整体上考虑，由单一部门分散支持转向多个相关部门协同支持。建议各相关部门建立起协同支持的沟通机制，从整体上谋划支持全面创新的政策、措施等，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合力。
《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总报告）》的研究视角由简单的城市间比较，转向由城市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变化趋势，并有新的发现：一是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二是经济增速虽放缓，但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三是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四是部分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问题须予以关注
 
当今时代，全球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世界超过一半人口聚居在城市里。城市作为人类集中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空间载体，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动源、经济增长的引擎、文化发展的平台、权利决策的中心、对外联系的节点。在全球化突飞猛进，信息化日新月异背景下，城市日益变得重要。从城市视角审视时空维度上的大国发展既抓住了关键又意义重大。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正在出现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向，区域、城市间分化、固化与强化动向复杂并存。
 
一、中国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
 
空间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和布局结构便构成了空间经济。基于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及判断，中国将逐渐形成以多中心网群化城市体系为支撑的“一网五带”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其中，东部地区及其近邻的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将出现群网络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网”，形成东中一体；东北和西部作为成长区域，将延伸出五大城市发展带（简称“五带”）。一是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以京哈线为发展主轴，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城市，依托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二是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以陇海—兰新线为西北地区的发展主轴，联动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河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三是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依托成渝双核横跨四川盆地，向西沿陆桥通道直抵拉萨，形成长江经济带的延长线。四是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依托湘黔铁路和贵昆铁路由湖南延伸至云贵地区，联动贵阳、昆明两大区域中心城市，通过东中部发达的城市网络体系辐射带动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五是南线沿南城市发展带，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起点，以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带动北部湾城市群和琼海城市群。
 
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以及2015年、2016年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的搜集整理，通过立体化、动态式的系统考察发现：
 
从城市层面GDP空间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东中一体与“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局进一步凸现。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前20%（57个城市）集聚全国近3/5的财富。第二，中部地区凭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正在不断崛起，东北地区由于中心城市支撑作用下降而出现持续下滑。第三，“一网五带”的“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格局进一步显现。东中部多中心城市群网中1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造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在近年来保持在63%以上。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GDP比重持续增加，2015年达到了6.28%，有赶超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的可能。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南线沿海城市发展带在全国的GDP比重尽管相对较小，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
 
从城市人口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人口流动出现新动向：中部地区、部分高行政等级城市人口流入增加。第一，城市人口增速在区域空间和城市行政级别层面上出现分化。第二，人口流向发生部分逆转，中部地区常住人口规模开始增加。第三，长三角等东部地区成熟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显现，中西部城市群单核集聚进一步强化。
 
从城市群的发展演进来看，人口流向的部分逆转正在悄然改变着城市群及全国经济空间结构，中国城市群体系的多中心化愈加明显，而且对经济空间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一是由成熟型、成长型和潜在型城市群构成的中国城市群体系在首位度和规模—位序关系上表现出的多中心化在逐步显现，位序较低的城市群也在不断发展。二是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城市群之间分化明显，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空间的主体支撑。三是绝大多数城市群经济增速（均值）高于全国水平，城市群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新动能。
 
二、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
 
从城市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动态需聚焦经济增速与城镇化进程这两大方面。从全国层面看，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趋缓，由2010年10.6%下调至2016年的6.7%。在城镇化上，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保持每年不低于1个百分点增速推进，2016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2015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全国经济增速的下调并没有引起城镇化进程的放缓。
 
从城市层面看，在经济增速方面：第一，城市经济增速的普遍性放缓直接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调。第二，城市经济增速“西高东低”和“南高北低”并存，南北分化比较明显，部分城市出现经济负增长。第三，部分后发城市经济增速后来居上，像成都、武汉、长沙等部分省会城市经济进入快速集聚阶段。
 
在城镇化方面，第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水平超过80%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城镇化率的增速明显较缓。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率增速相对较高，许多地区快于全国水平。第二，城市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及分化正在叠加影响城镇化的空间结构调整，一些城市群内重点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近年来呈现加快之势。第三，城市经济增速放缓没有导致城镇化增速的减缓。先行地区和城市是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存量支撑主体，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其对中国城镇化的增量带动作用将有所减弱。而后发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速相对较快，城镇化水平较低且正加速推进，为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和先行地区城镇化速度放慢形成缓冲，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仍将保持稳步推进。
 
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
 
1979至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创造这一增长奇迹的背后是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事实。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驱动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转型升级重塑新的增长内生动力已迫在眉睫。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总体上大多数城市的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只有少数城市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城市之间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差距在拉大。
 
（一）出口需求总体低迷，增速在波动中分化
 
从城市视角来看，出口呈现总体上低迷不振、空间上高度分化，时间上波动加剧的态势。从总体来看，2015年全国257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增长0.51%，呈现低迷状态。2016年基本延续了上一年度的低迷态势，188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下降0.09%。从时间上看，同一城市出口增速波动很大。2016年，有79个城市的出口增速出现10%以上的波动，变化最大的是湖南怀化市。从空间上看，城市间出口增速分化极其严重。出口增速最高的武威，其增速高达266.67%，相反，最低的丽江，其增速是-49.5%，两者相差316%，可见城市间出口分化的严重程度。
 
总体而言，现阶段出口需求的总体低迷和分化趋势加剧了城市之间产业转型升级的分化发展态势。
 
（二）消费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稳步提升，部分城市表现尤为亮眼
 
从城市视角看，绝大部分城市的消费都在稳步增长，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表现尤为亮眼。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沿海许多非省会城市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经济高速发展，甚至一些城市经济总量还超过了所在的省会，但就消费而言，省会城市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心。以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直辖市、省会城市多高于其他城市，其余高行政等级城市的消费占GDP比重也往往较高。
 
总体而言，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但是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分化较为明显，这也为部分城市率先完成转型升级，大多数城市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埋下了伏笔。
 
（三）多数城市依赖于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
 
从城市视角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市建设投资依然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推进剂，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低，转型升级较为成功。
 
从时间上看，对比2014年与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285个城市中，75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反有2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就房地产投资占比而言，仅有73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应地，有212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上升。
 
（四）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明显分化
 
近年来，少数城市在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如深圳、杭州等城市，但绝大部分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依旧进展缓慢，城市之间的分化相当明显。
 
从新兴产业的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城市及内陆个别中心城市正在大力对接国家推动的“新经济”战略，新的科技浪潮以及高生产效率的新经济正在崛起，而不发达地区城市则明显落后于大趋势，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异常艰难。针对2015年新三板514家新经济概念挂牌公司的产业分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排名前十位城市所拥有的新经济概念公司数就占到75%。第二，在地域分布上，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第三，除了东莞、厦门外，新经济概念公司挂牌数位居前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GDP排名前十位的城市，这说明发达城市正在这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其他地区明显缺乏创新活力。在万人专利申请排名前二十的城市中，仅有西安、成都属于内陆城市，其他几乎都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以长三角城市居多（9个），其次是珠三角城市（6个），这充分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是深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
 
四、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问题须予以关注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病”现象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不断蔓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中小城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中小城市发展大多缺乏可持续性。
 
（一）相对大城市，中小城市社会治安隐患更大
 
从空间上看，犯罪率大小与城市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小城市相对大城市更不安全。由于公众舆论有意无意的忽视，导致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发生的许多小型公共安全事件并不容易引起媒体关注，从而让人产生某种错觉，以为城市越大越不安全。但是，根据对每万人刑事案件逮捕人数（犯罪率）这一数据的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安全呈负相关，并非城市越大越不安全。
 
从时间上来看，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对比2014年和2010年各城市的犯罪率，犯罪率增长高于5%的城市如怀化、铜川、商洛、大庆等无一不是中小城市，而大城市如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则呈现明显的负增长。总体而言，相较于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犯罪率增长更快，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中小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从城市视角看，中小城市汽车拥有量增长很快。根据对全国285个城市的统计分析表明，2003年到2013年间，四线中小城市的汽车拥有量平均增长698%，大大超出一二线大城市472%的增长率。
 
与此同时，相较于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发展则远滞后于大城市。总体而言，中小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远远赶不上快速增长的汽车拥有量，而且与大城市相比，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另外，中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地区小城市城市管理滞后，无法提出完善的交通解决方案，因而中小城市的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三）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总体比大城市更快
 
从城市视角来看，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并不比大城市低。从2005年到2013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分别平均上涨31%、1.96%、9.5%、15%，一线城市涨幅最大，而通常被舆论忽略的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反而超过了二三线城市，仅次于一线城市，这也进一步说明相对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得更快。
 
（四）相较于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环境污染更为严重
 
从城市视角来看，一二三四线城市的PM2.5年均值平均分别为50.75、59.03、54.83、49.87微克/立方米，二三线城市的空气环境污染程度稍大于一四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空气环境相差无几，因此并不能认为城市越大，环境污染就越严重，恰恰相反，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的PM2.5只有38.8微克/立方米和29.9微克/立方米，远远低于许多中小城市。再者，统计发现，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市规模大致呈现负相关，这进一步表明中小城市的环境污染可能比大城市更为严重。
 
（五）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和水平远远落后于大城市
 
大城市所占有的医疗资源远多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医疗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均衡，甚至存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差距极大，并且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1.12、1.01、0.62、0.4，一线城市接近于四线城市的三倍。
 
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也远高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中国的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还是极不均衡的。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要远高于中小城市，并且中小城市之间因所在区域的不同，其教育资源的差异也非常大。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造成了人口的加速集聚，而中小城市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却少得可怜，又因为教育具有规模效应，易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威胁小城市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