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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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南明区西湖社区举办了一场诗词、书画展交流活动，来自辖区的近百名书画楹联爱好者齐聚一堂，挥毫泼墨，切磋交流，畅谈艺术。
近年来，西湖社区不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根据基层群众文化特点，创办了深受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阵地”，开展了众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
社区建立了文化活动室、图书小站等，免费向居民开放。图书小站现有藏书3000余册，为社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社区积极挖掘文化资源，组建了8支文艺队伍，邀请专业老师为文艺队伍进行业务培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其中的盛世花城老年协会代表队共参加市级、区级文艺演出10余场，为辖区群众表演各类文艺演出20场，在南明区组织开展的《公民道德歌传唱》活动中获优秀奖。
社区以“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为抓手，利用元旦、春节、清明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开展各项活动，包括书画比赛、文艺演出、读书会、**比赛、健身活动等。在不久前举办的“我是小小朗读者”亲子读书会上，有15个家庭参与，孩子们现场朗读，与家长分享阅读的乐趣，活动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人人享受文化，让文化成果惠及民生。在搞好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群众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仅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也能鼓励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参与和关注公共事务，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西湖社区办公室主任李华说。
6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和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同时宣布，ICH正式批准CFDA成为其成员。
加入ICH被认为是中国医药行业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标志性事件，同时意味着，中国医药产业将置身全球格局中参与竞争。
CFDA国际合作司司长袁林在6月19日的ICH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总局加入ICH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支持和信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药品监管部门、制药行业和研发机构，将逐步转化和实施国际最高技术标准和指南，可以有效提升国内制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ICH在1990年由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三方药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于2012年启动改革，并最终于2015年12月由一个封闭的国际会议机制，转变成为在瑞士民法**册的技术性非政府国际组织。
新药审批是一个复杂又严肃的过程，由于各国制定的标准和规则不同，药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新药申报的试验流程和时间各异，因此需要花费重复的资源和成本。ICH成立的初衷即是让新药申报技术要求趋向合理化、一致化。
ICH的基本宗旨是在药品注册技术领域协调和建立关于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作为监管机构批准药品上市的基础，从而减少药品研发和上市成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ICH发布的技术指南已经为全球主要国家药品监管机构接受和转化，成为药品注册领域的核心国际规则制订机制。
“当时也是美欧日各国在协商过程中发现需要这样的国际通用标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沈竞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临床数据可以通用之后，一方面可以加快全球的新药研发速度，另一方面对各国药企国际化也是非常大的推动，比如日本药企进入ICH后，被迫大幅提升研发水平，极大提升了其全球竞争力。”
崎岖入会
与中国努力多年加入WTO一样，CFDA加入ICH的道路也十分不易。
八年前，中国官方曾成立了一个“ICH研究小组”，成员主要由从事药品注册和管理的政府官员、审评专家和制药企业协会以及学术研究团体等机构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
根据ICH研究小组官网信息，2009年7月30日，“为做好药品注册管理工作，有效借鉴国际药品注册管理经验，在中国SFDA药品注册司的倡议和组织下，组成了ICH研究小组。旨在通过研究讨论ICH指导原则，为制、修订适合中国国情的药品研究技术指南提出参考；通过研究国际药品注册管理的发展和变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
该研究小组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对ICH最新资料的翻译、出版、比较性研究工作，结合国情转化为适合中国的技术文件；开展对内、对外交流沟通工作；在各省局以及更大范围内培训和推广成熟的ICH指导原则及研究成果；与ICH建立联系。
但该小组的主要工作在2012年前后逐渐停止，网站停止更新于2011年底。
“实际上此次入会，原因之一是政府部门的监管思路，积极推进我国药物创新，加快国际接轨。”沈竞康表示，“以前我们加入ICH条件不完全成熟，随着我国药物创新生态环境的优化，多方共同努力，促成了此次入会。此次消息出来业内多是正面回应，放在十年前是不一样的。”
2014年11月，CFDA在ICH里斯本会议上表达了加入的意愿。2017年3月，正式提出以成员身份加入的申请。蒙特利尔时间6月1日上午9点30分，ICH2017年第一次会议对总局申请进行闭门表决，会议通过了CFDA的申请，正式批准总局成为成员。6月14日，经报国务院批准CFDA局长毕井泉致函ICH管理委员会主席穆林博士，正式确认总局加入ICH，成为其全球第八个监管机构成员。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事实上，多年来药品审评中心（CDE）已经逐渐引入ICH的原则来指导中国的药品研发。“ICH接受中国为正式成员，一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市场不容忽视，二是国内新药研发局面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了巨大的提升，而海归人才很多，所使用的新药研发标准其实与ICH也保持一致，三是国家政策大力的扶持，让医药产业生态链有很大改进。”一名跨国药企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还有就是这届药监局领导班子积极的态度起了作用，一直与ICH、FDA、EMA等机构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坚持新药研究要求与国际接轨的方向。”
加入ICH，意味着中国药品监管部门、制药行业和研发机构，将逐步转化和实施国际最高技术标准和指南，并参与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创新药品早日进入中国市场。
“除了患者可以更快用上新药以外，入会最大的好处在于中国有了正式的话语权和投票、决策权。”上述高管认为，“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很多标准都在变化，以后中国就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利。”
“我以前在礼来工作，参加过ICH会议。那时中国只能作为观察员旁听，学习和了解ICH的规则制定。”信达生物制药首席运营官周勤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各国在制定规则时争得非常厉害，ICH也是慢慢成长到今天的样子。”
根据广发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美国在1930年代发生磺胺醑剂事件后，FDA开始对上市药品进行审批；日本政府在上世纪50年**始对上市药品进行注册；欧盟在60年代发生反应停惨案后认识到新一代合成药既有疗效，又存在潜在风险。一系列事件促使很多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制定了产品注册的法规、条例和指导原则。
由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拥有成熟和完善的药品监管体系和制药产业，由其主导的ICH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关于药品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技术规范，推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的合理化和一致化，已经成为国际药品注册技术的最高规则制订机制。
CFDA药化注册司副巡视员李芳在通气会上说，中国加入ICH之后，可以参与ICH指导原则制订，同时也需要逐步在国内实施ICH指导原则。加入ICH既有利于国外生产的新药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生产的药品走向国际，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国际注册行列。
袁林认为，实现药品注册技术要求的协调、一致，对开展国际注册的制药企业而言，将可以按相同的技术要求向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申报，大大节约研发和注册成本。
同时，袁林表示，“我国制药产业整体上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建议国内药品企业抓住机遇，积极研究、了解ICH指导原则，并将这些技术要求融入到企业产品研发、注册和生产的各个环节，真正转化为企业自身提高产品安全、质量的规则，提高核心竞争力。”
接轨需过渡期
“加入ICH长期来看肯定是大利好，但短期内对某些国内企业可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沈竞康认为，国内新药研发、生产、监管的秩序和水平将会有进一步提升。
对于外企新药加快进入国内市场，冲击国内同类研发企业的担忧，“创新药物只有满足健康需求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一定是国际化的。”沈竞康表示，“合理的创新定位才能驱动发展，引导决策，合理规划创新投入。接轨国际标准可以让我国人民及时享有更高水平的创新药物。”
广发证券观点称，日本通过接入ICH统一了日本与全球的新药临床标准，加快了欧美新药在日本上市，也迫使落后的日本工业提高自身新药研发水平，推动新药研发的国际化；韩国也通过ICH加快进口药物上市和临床试验发展。
“中国情况更加复杂，小型研发公司数量远超日本，体量太大但核心竞争力并不强。”上述跨国药企研发人员表示，“加入ICH要求对其标准有更深的认知和接纳，此前药审制度的不规范、药品审评速度慢、本土企业国际化程度低都会受到挑战。”
而被认为占据短期内绝对优势的跨国药企也存在担忧。“国际化程度越高，产品准入越快。”上述研发人员认为，“目前研发能力七成以上在外企，三成在国内，加入ICH会让这三成很快发展，跨国企业为了保持领先，可能会在研发上选择更加专长的领域，而不是像现在全产品线展开。”
另一个策略的改变是上市地区的时间选择，周勤伟表示，“以前跨国药企在选择新药上市的国家和区域时，由于在中国上市费时费力，即使中国市场很大也往往被排在最末申报，但现在上市策略会很快发生变化。”
昨日下午，市政协主席杨军带领部分省、市政协委员，就西海岸新区设立三年来建设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杨军一行先后到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万达东方影都星光岛、慧与软件全球大数据应用研究及产业示范基地、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发展情况。
杨军对西海岸新区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新区设立三年来，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积极推动大项目建设，重视民生事业发展，实现了新常态下经济较快增长
当前，中国房价体系呈现出尖塔形分布，房价体系的城市群特征更加明晰，城市群内部的差异逐渐变小，城市群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要改变房价分化现象，处理好房价体系与城市体系的关系，做好房地产调控至关重要。高房价的代价是产业停滞乃至衰落，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房价多少才合适？如何看待房价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同城市间房价分化呈现出哪些新特点？6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经济日报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的主题报告《房价体系：中国转型升级的杠杆与陷阱》显示，中国房价体系呈现出尖塔形分布，具有多层次性、集群化与单中心性的特征，而且房价体系的城市群特征更加明晰。
房价分化显著
“2014年，房地产已经达到需求峰值，之后房地产投资基本持平，然后下降。为什么2016年房价又开始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分析认为，这一轮上涨区别于过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加快成长，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这些区域聚集。这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也是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历史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对此表示赞同，“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城市化由原来单中心增长转向以城市群载体为核心的重要体现”。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我国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房价增幅此起彼伏，相互推动。2015年年初，深圳房价开始提速，到6月份达到顶点，月度环比增幅7.1%，之后经历阶段性回落并于2015年10月份达到低点，之后有所上升继续领跑。在此期间，上海房价开始逐步升温，北京房价也于2016年年初开始快速上涨。三大房价中心城市房价的环比增幅于2016年3月份同步达到阶段性高值，之后于2016年9月份后整体保持同步回调。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指出，从当前城市房价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无论从房价还是房价增量看，均处于全国前列。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全国层面看，城市群内部的差异逐渐变小，城市群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研究显示，三个一线城市群的房价均值，总体领先于二线城市群房价均值，这说明三大城市群内城市房价水平普遍较高，且保持连续攀升态势。此外，一线城市群内房价差距开始降低，二三线城市群内房价差距有所增大。
杠杆还是陷阱
报告提出，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极化期”，少数中心城市正聚集周边的资源要素加速推进转型升级，并导致与周边和全国整体区域的分化。整体来看，中国城市转型升级长期步履蹒跚。在这个过程中，房价体系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双刃剑”。
“房价体系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杠杆，也可能是转型升级的陷阱。”倪鹏飞指出，当前一些城市房价偏离了合理水平，导致房价体系不合理。适度的高房价有助于通过提高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等途径助推城市发展，成为转型升级的杠杆，但过高房价则不利于城市发展，甚至会成为转型升级的陷阱。这表现为两种情况：当房价低于一定范围，房价增幅低于一定增幅，不利于吸引资本和挤出低端产业；房价高于一定范围，房价增幅高于一定增幅，由此导致的过高生活成本、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不利于引导资金创新投入和留住高端人才要素。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随着市场非理性因素的增多，要警惕房地产泡沫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比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整个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大回调。“但是在我国当前这个阶段，只要政策上不犯特别大的错误，形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还很小”。
报告也对一些城市提了醒，比如，温州、福州、汕头、太原、舟山、海口等城市。这些城市的房价泡沫对城市转型升级产生了较大阻碍作用，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相当程度的风险。与此同时，以深圳、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虽然房价过高，但因其经济增速和收入增速预期与创新能力等原因，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房价预期。
贾康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分化呈现出“**两重天”，对此要分开讨论。怎样能够既避免肆无忌惮的炒作，又保持市场有弹性的活力？怎样在提供保障房的同时提供多样化的供给？这里面也包含对城市转型升级的考虑。
叶裕民对房价与产业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高房价有利于挤出低端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似乎是一个共识，但还真不一定。中国城市低端基础产业大部分是制造业，而且制造业主要受产业用地价格的影响，而不是受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此很难挤出。房价对于城市的转型升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它的作用边界。
寻找治本之策
无论是杠杆还是陷阱，处理好房价体系与城市体系的关系，对做好房地产调控至关重要。《报告》针对中国城市体系与房价体系的关系，建议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措施，完善与培育中国城市体系，调控房价体系。总的目标为趋向均衡：城市房价与当前房价收入比相对应，城市房价差距与房价收入差对应和未来预期收益相匹配，实现房价增长与收入增长的同步。
但是，房价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房地产市场供求之下的价格关系。治本之策还要从房地产市场供求入手。刘世锦认为，高房价的代价是产业停滞乃至衰落，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房地产市场预期管理中起到主导性作用才是治本之策。
对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至40%以上，将部分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二是城市结构要发生结构性转变。由各种资源集中于核心市区的结构，转变为优势产业支撑、快速交通连接、优质服务均衡、绿色低碳的新城城市网络；三是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担保等；四是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五是加快推出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属于地方税种，在明确大框架的前提下，给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空间。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城市转型升级，倪鹏飞建议，抑制投机和投资，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严格抑制针对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投机，限制热点城市居民购买多套普通商品住宅，严格监控跨区域房地产投机，控制住房投资投机的金融杠杆；适当收紧房贷利率优惠政策，提高住房使用成本，抑制投机性需求。除了抑制投资投机，他认为加大房地产市场供给势在必行。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敦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土地供应计划，加大土地供应结构调整的力度。此外，还应积极盘活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中的存量用地，从存量土地的角度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增量和存量双管齐下，才有可能稳定住宅用地市场预期，减弱住宅用地价格上涨和“地王”形成的动力。
6月21日，南明区西湖社区举办了一场诗词、书画展交流活动，来自辖区的近百名书画楹联爱好者齐聚一堂，挥毫泼墨，切磋交流，畅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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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A国际合作司司长袁林在6月19日的ICH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总局加入ICH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支持和信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药品监管部门、制药行业和研发机构，将逐步转化和实施国际最高技术标准和指南，可以有效提升国内制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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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ICH，意味着中国药品监管部门、制药行业和研发机构，将逐步转化和实施国际最高技术标准和指南，并参与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创新药品早日进入中国市场。
“除了患者可以更快用上新药以外，入会最大的好处在于中国有了正式的话语权和投票、决策权。”上述高管认为，“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很多标准都在变化，以后中国就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利。”
“我以前在礼来工作，参加过ICH会议。那时中国只能作为观察员旁听，学习和了解ICH的规则制定。”信达生物制药首席运营官周勤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各国在制定规则时争得非常厉害，ICH也是慢慢成长到今天的样子。”
根据广发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美国在1930年代发生磺胺醑剂事件后，FDA开始对上市药品进行审批；日本政府在上世纪50年**始对上市药品进行注册；欧盟在60年代发生反应停惨案后认识到新一代合成药既有疗效，又存在潜在风险。一系列事件促使很多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制定了产品注册的法规、条例和指导原则。
由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拥有成熟和完善的药品监管体系和制药产业，由其主导的ICH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关于药品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技术规范，推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的合理化和一致化，已经成为国际药品注册技术的最高规则制订机制。
CFDA药化注册司副巡视员李芳在通气会上说，中国加入ICH之后，可以参与ICH指导原则制订，同时也需要逐步在国内实施ICH指导原则。加入ICH既有利于国外生产的新药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生产的药品走向国际，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国际注册行列。
袁林认为，实现药品注册技术要求的协调、一致，对开展国际注册的制药企业而言，将可以按相同的技术要求向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申报，大大节约研发和注册成本。
同时，袁林表示，“我国制药产业整体上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建议国内药品企业抓住机遇，积极研究、了解ICH指导原则，并将这些技术要求融入到企业产品研发、注册和生产的各个环节，真正转化为企业自身提高产品安全、质量的规则，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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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ICH长期来看肯定是大利好，但短期内对某些国内企业可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沈竞康认为，国内新药研发、生产、监管的秩序和水平将会有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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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况更加复杂，小型研发公司数量远超日本，体量太大但核心竞争力并不强。”上述跨国药企研发人员表示，“加入ICH要求对其标准有更深的认知和接纳，此前药审制度的不规范、药品审评速度慢、本土企业国际化程度低都会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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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市政协主席杨军带领部分省、市政协委员，就西海岸新区设立三年来建设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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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对西海岸新区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新区设立三年来，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积极推动大项目建设，重视民生事业发展，实现了新常态下经济较快增长
当前，中国房价体系呈现出尖塔形分布，房价体系的城市群特征更加明晰，城市群内部的差异逐渐变小，城市群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要改变房价分化现象，处理好房价体系与城市体系的关系，做好房地产调控至关重要。高房价的代价是产业停滞乃至衰落，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房价多少才合适？如何看待房价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同城市间房价分化呈现出哪些新特点？6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经济日报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的主题报告《房价体系：中国转型升级的杠杆与陷阱》显示，中国房价体系呈现出尖塔形分布，具有多层次性、集群化与单中心性的特征，而且房价体系的城市群特征更加明晰。
房价分化显著
“2014年，房地产已经达到需求峰值，之后房地产投资基本持平，然后下降。为什么2016年房价又开始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分析认为，这一轮上涨区别于过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加快成长，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这些区域聚集。这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也是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历史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对此表示赞同，“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城市化由原来单中心增长转向以城市群载体为核心的重要体现”。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我国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房价增幅此起彼伏，相互推动。2015年年初，深圳房价开始提速，到6月份达到顶点，月度环比增幅7.1%，之后经历阶段性回落并于2015年10月份达到低点，之后有所上升继续领跑。在此期间，上海房价开始逐步升温，北京房价也于2016年年初开始快速上涨。三大房价中心城市房价的环比增幅于2016年3月份同步达到阶段性高值，之后于2016年9月份后整体保持同步回调。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指出，从当前城市房价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无论从房价还是房价增量看，均处于全国前列。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全国层面看，城市群内部的差异逐渐变小，城市群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研究显示，三个一线城市群的房价均值，总体领先于二线城市群房价均值，这说明三大城市群内城市房价水平普遍较高，且保持连续攀升态势。此外，一线城市群内房价差距开始降低，二三线城市群内房价差距有所增大。
杠杆还是陷阱
报告提出，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极化期”，少数中心城市正聚集周边的资源要素加速推进转型升级，并导致与周边和全国整体区域的分化。整体来看，中国城市转型升级长期步履蹒跚。在这个过程中，房价体系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双刃剑”。
“房价体系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杠杆，也可能是转型升级的陷阱。”倪鹏飞指出，当前一些城市房价偏离了合理水平，导致房价体系不合理。适度的高房价有助于通过提高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等途径助推城市发展，成为转型升级的杠杆，但过高房价则不利于城市发展，甚至会成为转型升级的陷阱。这表现为两种情况：当房价低于一定范围，房价增幅低于一定增幅，不利于吸引资本和挤出低端产业；房价高于一定范围，房价增幅高于一定增幅，由此导致的过高生活成本、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不利于引导资金创新投入和留住高端人才要素。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随着市场非理性因素的增多，要警惕房地产泡沫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比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整个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大回调。“但是在我国当前这个阶段，只要政策上不犯特别大的错误，形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还很小”。
报告也对一些城市提了醒，比如，温州、福州、汕头、太原、舟山、海口等城市。这些城市的房价泡沫对城市转型升级产生了较大阻碍作用，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相当程度的风险。与此同时，以深圳、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虽然房价过高，但因其经济增速和收入增速预期与创新能力等原因，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房价预期。
贾康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分化呈现出“**两重天”，对此要分开讨论。怎样能够既避免肆无忌惮的炒作，又保持市场有弹性的活力？怎样在提供保障房的同时提供多样化的供给？这里面也包含对城市转型升级的考虑。
叶裕民对房价与产业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高房价有利于挤出低端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似乎是一个共识，但还真不一定。中国城市低端基础产业大部分是制造业，而且制造业主要受产业用地价格的影响，而不是受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此很难挤出。房价对于城市的转型升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它的作用边界。
寻找治本之策
无论是杠杆还是陷阱，处理好房价体系与城市体系的关系，对做好房地产调控至关重要。《报告》针对中国城市体系与房价体系的关系，建议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措施，完善与培育中国城市体系，调控房价体系。总的目标为趋向均衡：城市房价与当前房价收入比相对应，城市房价差距与房价收入差对应和未来预期收益相匹配，实现房价增长与收入增长的同步。
但是，房价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房地产市场供求之下的价格关系。治本之策还要从房地产市场供求入手。刘世锦认为，高房价的代价是产业停滞乃至衰落，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房地产市场预期管理中起到主导性作用才是治本之策。
对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至40%以上，将部分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二是城市结构要发生结构性转变。由各种资源集中于核心市区的结构，转变为优势产业支撑、快速交通连接、优质服务均衡、绿色低碳的新城城市网络；三是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担保等；四是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五是加快推出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属于地方税种，在明确大框架的前提下，给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空间。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城市转型升级，倪鹏飞建议，抑制投机和投资，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严格抑制针对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投机，限制热点城市居民购买多套普通商品住宅，严格监控跨区域房地产投机，控制住房投资投机的金融杠杆；适当收紧房贷利率优惠政策，提高住房使用成本，抑制投机性需求。除了抑制投资投机，他认为加大房地产市场供给势在必行。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敦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土地供应计划，加大土地供应结构调整的力度。此外，还应积极盘活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中的存量用地，从存量土地的角度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增量和存量双管齐下，才有可能稳定住宅用地市场预期，减弱住宅用地价格上涨和“地王”形成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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