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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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2017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节”开幕式将在成都市华侨城大剧院举行。作为本届电影节序章，活动将以“文明之约”为核心理念，通过“文明——时间的礼物”、“电影——全球的共享”、“创新——世界的未来”三个篇章，分享和融通电影的精华，彰显五个金砖国家电影文化的新视野、新格局。
20：15，开幕式将在电影频道、四川卫视和成都电视台并机直播。
开幕式总导演段嵘，曾担纲多届北京卫视春晚的总导演，还担任了2016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总导演。据段嵘介绍，开幕式节目创作秉持国际化视野，将中国传统经典艺术进行多元化的视觉包装，又融入举办地四川的艺术特色。开场节目《文明之约》将以光影为名片，向全世界传递时光的礼物;《青花中国风》肩上芭蕾唯美浪漫，诉说国韵情怀;《群英荟萃》把国粹京剧与特色川剧完美勾连，展开一幅大美画卷。而李玉刚与俄罗斯女歌手安瑞娜·德姆斯金混搭表演，联袂演绎一段跨越国界、语言、文化的视听传奇。
“金砖国家电影节是国际化的活动，又在四川举办，所以选了《康定情歌》。”段嵘还透露，在开场节目中，古蜀文明、峨眉山、熊猫等极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将华丽亮相。
在开幕式上，导演陆川，著名演员周冬雨、韩庚、董子健，著名歌手李宇春等会担任本届电影节的“电影使者”，重磅推出本届电影节的10部参赛影片。作为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谢飞将和金砖国家的评委们一同亮相，见证金砖国家优秀电影走向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由贾樟柯等五位金砖国家导演共同完成的影片《时间去哪儿了?》跨越时间和空间全球首映，向世界展示金砖电影人的情怀和梦想。开幕式还将和大家分享参加金砖五国电影节展映的经典影片，在时间与文明的回响中，唤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仰望灿烂星空之际，开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据了解，6月27日晚，本届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在成都市东郊记忆演艺中心举行。闭幕式以“文明共享”为核心理念，通过“欢聚共享”、“光影追梦”、“相约未来”三个篇章，以电影和合作双线索，展现五国文明共享、文明共融的主题。闭幕式上将揭晓本届电影节六大奖项。电影人谢芳、雷恪生、张光北、郑恺等将出席闭幕式活动。
45家影院53块银幕，让近500部中外电影合理安排展映1500多场，负责上述排片工作的，是一位叫王佳彦的“大神”。
在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个板块中，电影展映单元无疑最受影迷欢迎，而在这一年一度观影狂欢的背后，是包括王佳彦在内一大批电影节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
通盘考虑各种因素和海量信息，排片是技术也是艺术
“我每天必是第一个来，静静的清晨有利于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让500多部中外电影出现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责任重于泰山，老夫不敢怠慢，此时唯我最大……”这是微博名“四眼老王”的王佳彦在电影节开幕前发的一条微博。
每年6月，负责影展排片工作的老王就会变成“网红”。有影迷天天刷他的微博，要求早点公布排片表；也有影迷跑来留言，呼吁增加放映场次。影迷们关注的这些环节，都属于王佳彦的工作范畴。
自2000年起，退休后的老王开始专门负责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排片工作，成为公认的排片“老法师”。在老王眼中，排片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艺术活。是最简单的活，也是最复杂的活。“我追求完美，片子要排得漂亮，就得花心思。”王佳彦说。
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各种颜色标注的影厅信息表，老王坐在电脑前，一遍遍梳理表格中的排片信息。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排1500多场次，这绝非简单的填空游戏。首要原则是根据拷贝与放映设施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比如影厅大小、设备情况、地理位置等。其次，要排得更合理，就要考虑更多，“要注意周边影院的距离，影迷从这一场赶去下一场，时间够不够等问题。”
对一个电影节而言，排片还有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金爵奖参赛片的观众见面会安排在哪个影厅合适？一家影院的影片有没有相对平均与丰富而不是一天全放某一类电影？
各种因素、海量信息，似乎无穷尽的排列组合和无法阻止的各种突发情况，所有这些，都需要王佳彦安排、权衡。也因此，这么多年来，电影节的排片，始终由王佳彦一人完成。不是人手不够，而在于这几乎是一项瞬息万变的工作，每个人的思维模式不同，如果多人同时在后台系统进行排片操作，倒更容易出现各种不可控制的偏差。
每年电影节，老王的排片表一公布，就意味着影迷一年一度的观影盛宴将开启。
经历20届上影节的发展变革，见证中国电影迎来黄金时代
6月11日，影迷们翘首期盼的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首日。上午8点，电影节开启线上线下同时售票，到中午12点，有360多个展映场次的电影票已经售罄。
老王挺喜欢在现场和这些购票的影迷们交流，听听影迷们的诉求和喜好。“很多人和我打招呼，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我都尽可能回答大家的问题。影迷这个群体是很可爱的，很多时候，他们是专家，我要向他们学习。”
这是老王谦虚了。王佳彦一直在电影圈内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电影节筹备工作。199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申请创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当年即获国务院批准。经过一年半的筹备，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1993年10月举办，至今已是第二十届。今年68岁的王佳彦完完整整经历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发展与变革。
“从第一届参加展映的8家影院到现在的45家影院，第一届辛辛苦苦找来167部影片，今年是从2000多部报名影片中精挑细选出498部影片。当年谁能想到，我们的电影节也能办得这么好。”王佳彦感慨。老王还记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交易市场，是他和同事们在电影院的会议室里搭起来的。寥寥数个展台、几张桌椅，上影厂、北影厂、八一厂，还有唯一一家来自海外的片商。
第一届虽然市场不大、展映片不多，但圆了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电影节结束时，导演吴贻弓掉了眼泪。”王佳彦回忆。举办第二届时，上海国际电影节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评为A类电影节。
而老影迷们都还记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片带来的空前冲击。当时国内影院能看到的外国片寥寥无几，电影节一口气提供了数十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大片，甚至包括难得一见的欧洲艺术片。整整一年之后，由美国演员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才作为第一部进口大片正式进入中国影院。
20多年后，当时大力提倡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电影节”的电影人们，包括孙道临、谢晋在内的不少人已离我们远去。而一届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陪伴着中国电影慢慢走出低谷，迎来电影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电影票，还需要手写片名。”老王感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进步，也是这个时代的进步。
希望让更多观众、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看到好电影
这些年来，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繁荣，老王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王佳彦笑称自己是“世界排片第一人”，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节有这么多影院参与展映，有这么多需要通盘考虑的排片因素。比如今年，他在10天时间里排映1500多场电影与观众见面，这样的难度和压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而这样的排片机会，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可以遇到的。
对世界各大电影节，老王有自己的看法。他去过很多电影节，包括戛纳、柏林、东京、夏威夷、蒙特利尔等，总觉得没有哪一个电影节在电影展映上做得比上海国际电影节更好。的确，如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全世界观影人数最多、放映场次最多的电影节。每年6月份的第三周，已经成为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影迷的节日，甚至吸引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影迷慕名而来。
这正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特色所在。与其他国际知名电影节相比，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注重专业、行业、产业的同时，更将自身定位为“市民的节日”“大众的节日”。每年，电影节都广开大门，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电影大国的影片报名参赛参展，让平日难得一见的各国风情通过银幕淋漓展现。而上海也一直保持着全国拥有影院数和银幕数最多的城市的地位。这座城市与电影节之间，正是一种“水涨船高”的互相成就。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作为国际A类电影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所肩负起的一种责任。正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在本届电影节现场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有一种自然生成的效应，就是它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文化胸怀，以更加积极的合作态度来和世界各国优质电影资源进行合作，目的也是推动世界电影文化多样性。”
对王佳彦而言，这种多样化的宗旨，直接决定了他在这个数字化席卷而来的时代仍然坚持着胶片拷贝时代的排片特点，不重复场次、不重复时间、不重复地点，而不单单以大数据来决定影片排片多寡。很多人会问，你在一家电影院为什么不能多排一场？对此，老王总回答：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看到一部好的电影。
老王自己是影迷，年年给电影节排片，却从来不肯推荐影片。他总笑着说，“不推荐，不推荐。每个人喜好不同，审美不同，自己喜欢的才是最好的电影。”
6月23日上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二审公开宣判，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等和被告人于欢不服，分别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其防卫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鉴于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于欢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且被害方有侮辱于欢母亲的严重过错等情节，对于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于欢的犯罪行为给上诉人杜洪章等和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程学贺造成的物质损失，应当依法赔偿。原判认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
■事件全程
2014年7月至2015年11月，上诉人于欢的父母于西明、苏银霞两次向吴学占、赵荣荣借款共计135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苏银霞先后偿还184.8万元。其间，因于、苏未如约还款，吴学占、赵荣荣指使他人采取在苏银霞公司院内支锅做饭、强行入住于家住房等方式催债。2016年4月14日16时后，赵荣荣先后纠集郭彦刚、杜志浩等十余人到苏银霞公司讨债。当日21时53分，杜志浩等人在该公司接待室内以辱骂、弹烟头、裸露下体等方式侮辱苏银霞，并以拍打面颊、揪抓头发、按压肩部等肢体动作侵犯于欢人身权利。当日22时22分，杜志浩等人阻拦欲随民警离开接待室的于欢、苏银霞，并采取卡于欢项部等方式，将于欢推拉至接待室东南角。于欢持刃长15.3厘米的单刃尖刀捅刺杜志浩腹部、程学贺胸部、严建军腹部、郭彦刚背部各一刀，致杜志浩死亡，郭彦刚、严建军重伤，程学贺轻伤。
就在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前夕，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随后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包括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在内的亚洲股汇市纷纷动荡。仔细分析穆迪的相关论断，其降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理由并不充分，分析过程的合理性和专业性明显不足。但作为知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评级之争影响全球金融主导权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史，信用评级体系是体现全球金融主导权和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在当今世界的信用评级体系中，美国处于垄断地位。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标普和惠誉都在美国，它们不仅获得了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地位，还包揽了世界80%以上的资本市场评级事务，进而垄断了国际资本定价权和国际金融服务话语权，而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则困难重重。
相对于美国在世界评级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我国的信用评级体系明显弱势，信用评级话语权和主导权严重缺失。全国性信用评级业不发达，业务规模较小，经营状况不理想。外资进入中国评级业的门槛过低，中国评级业遭到美国评级机构的严重渗透。2006年后，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公司开始大肆收购中国的评级公司，并控制了中国三分之二的评级业务。同时，整个社会对掌握信用评级话语权和主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方面，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政出多门，监管成本高，监管效率低；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和社会盲目相信外国评级机构在技术和标准上的权威性。这些情况必须高度重视。
赢得评级主导权迫在眉睫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赢得国际评级体系主导权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一是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信用评级是决定金融交易价格的重要工具。境外评级机构掌握我国信用评级主导权后，刻意压低我国的信用级别和企业的真实价值，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影响很大。比如，标普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垃圾等级”，使境外投资者能够以较低的入股价格在中国金融市场享受饕餮盛宴，教训深刻。
二是有利于保障我国经济技术信息安全。境外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渗透我国评级机构，可方便地获取我国政务信息，乃至国家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从而掌握我国技术发展动态和重大商业机密，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正在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重大债务融资评级，悄然进入我国的经济腹地和特殊性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和特种行业)，公开获取中国最有价值的政务信息和经济情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三是有利于维护我国外汇资产安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国家外汇资产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现存国际评级格局常常不顾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及全球影响力的增长前景，降低中国信用等级，严重歪曲中国主权信用的真实状况。同时却给予深陷债务危机的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以极高的信用等级，使其通过低成本融资和货币贬值堂而皇之地实现从债权国的利益转移。
四是有利于我国取得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当前，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和响应，在推进过程中，信用评级主导权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再出现双重标准和恶意操控的信用评级，不仅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相关合作的战略成果，还会严重损害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
构建新型体系需要中国声音
第一，应夯实对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的法制基础。针对我国对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的立法缺陷，应制定一部统领各类资信评级机构的基础法，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组织法与行为法的结合，必须明确资信评级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组织制度、发展模式、市场准入、行为准则及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体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重大原则。该基础法应明确规定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一些重要领域，比如国防工业和国有金融业等。同时，该基础法必须明确规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
第二，依法加强监管，促进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统一监管，彻底改变我国资信评级监管机构分散、政出多门的现象。通过实施机构资质和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制度，完善评级机构统计报告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强化对评级机构执业行为的检查和督导等措施,促使其有效、及时和真实地提供所评级资产的信息。监管部门应该依法加强对外资资信评级机构在华业务的监管，这是推进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必要之举。要督促其公布评级模型、数据来源，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应要求其讲清楚收费模式，让公众清楚它们的盈利和评级有无利益冲突；要建立赔偿机制，既让投资者被严重误导后有权要求赔偿，又让评级客体遭到不公正评级后有机会挽回损失。
第三，制定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发展战略，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相适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成长壮大，包括以国有参股的方式发展数个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平公正原则的信用评级机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应该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与扶持我国评级机构开展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结合起来，加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四，以“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为基础，主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观、专业的信用评级服务。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它对社会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信用评级决定着社会信用资源的分配。2008年世界外债总量约为61.1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有国际信用资源的91.3%，发展中国家仅为7.6%。应该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不断推进的机会，积极主动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观、专业的信用评级服务，帮助他们的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框架内，分配到应有的信用资源，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发展国民经济，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开创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今晚，“2017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节”开幕式将在成都市华侨城大剧院举行。作为本届电影节序章，活动将以“文明之约”为核心理念，通过“文明——时间的礼物”、“电影——全球的共享”、“创新——世界的未来”三个篇章，分享和融通电影的精华，彰显五个金砖国家电影文化的新视野、新格局。
20：15，开幕式将在电影频道、四川卫视和成都电视台并机直播。
开幕式总导演段嵘，曾担纲多届北京卫视春晚的总导演，还担任了2016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总导演。据段嵘介绍，开幕式节目创作秉持国际化视野，将中国传统经典艺术进行多元化的视觉包装，又融入举办地四川的艺术特色。开场节目《文明之约》将以光影为名片，向全世界传递时光的礼物;《青花中国风》肩上芭蕾唯美浪漫，诉说国韵情怀;《群英荟萃》把国粹京剧与特色川剧完美勾连，展开一幅大美画卷。而李玉刚与俄罗斯女歌手安瑞娜·德姆斯金混搭表演，联袂演绎一段跨越国界、语言、文化的视听传奇。
“金砖国家电影节是国际化的活动，又在四川举办，所以选了《康定情歌》。”段嵘还透露，在开场节目中，古蜀文明、峨眉山、熊猫等极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将华丽亮相。
在开幕式上，导演陆川，著名演员周冬雨、韩庚、董子健，著名歌手李宇春等会担任本届电影节的“电影使者”，重磅推出本届电影节的10部参赛影片。作为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谢飞将和金砖国家的评委们一同亮相，见证金砖国家优秀电影走向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由贾樟柯等五位金砖国家导演共同完成的影片《时间去哪儿了?》跨越时间和空间全球首映，向世界展示金砖电影人的情怀和梦想。开幕式还将和大家分享参加金砖五国电影节展映的经典影片，在时间与文明的回响中，唤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仰望灿烂星空之际，开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据了解，6月27日晚，本届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在成都市东郊记忆演艺中心举行。闭幕式以“文明共享”为核心理念，通过“欢聚共享”、“光影追梦”、“相约未来”三个篇章，以电影和合作双线索，展现五国文明共享、文明共融的主题。闭幕式上将揭晓本届电影节六大奖项。电影人谢芳、雷恪生、张光北、郑恺等将出席闭幕式活动。
45家影院53块银幕，让近500部中外电影合理安排展映1500多场，负责上述排片工作的，是一位叫王佳彦的“大神”。
在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个板块中，电影展映单元无疑最受影迷欢迎，而在这一年一度观影狂欢的背后，是包括王佳彦在内一大批电影节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
通盘考虑各种因素和海量信息，排片是技术也是艺术
“我每天必是第一个来，静静的清晨有利于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让500多部中外电影出现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责任重于泰山，老夫不敢怠慢，此时唯我最大……”这是微博名“四眼老王”的王佳彦在电影节开幕前发的一条微博。
每年6月，负责影展排片工作的老王就会变成“网红”。有影迷天天刷他的微博，要求早点公布排片表；也有影迷跑来留言，呼吁增加放映场次。影迷们关注的这些环节，都属于王佳彦的工作范畴。
自2000年起，退休后的老王开始专门负责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排片工作，成为公认的排片“老法师”。在老王眼中，排片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艺术活。是最简单的活，也是最复杂的活。“我追求完美，片子要排得漂亮，就得花心思。”王佳彦说。
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各种颜色标注的影厅信息表，老王坐在电脑前，一遍遍梳理表格中的排片信息。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排1500多场次，这绝非简单的填空游戏。首要原则是根据拷贝与放映设施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比如影厅大小、设备情况、地理位置等。其次，要排得更合理，就要考虑更多，“要注意周边影院的距离，影迷从这一场赶去下一场，时间够不够等问题。”
对一个电影节而言，排片还有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金爵奖参赛片的观众见面会安排在哪个影厅合适？一家影院的影片有没有相对平均与丰富而不是一天全放某一类电影？
各种因素、海量信息，似乎无穷尽的排列组合和无法阻止的各种突发情况，所有这些，都需要王佳彦安排、权衡。也因此，这么多年来，电影节的排片，始终由王佳彦一人完成。不是人手不够，而在于这几乎是一项瞬息万变的工作，每个人的思维模式不同，如果多人同时在后台系统进行排片操作，倒更容易出现各种不可控制的偏差。
每年电影节，老王的排片表一公布，就意味着影迷一年一度的观影盛宴将开启。
经历20届上影节的发展变革，见证中国电影迎来黄金时代
6月11日，影迷们翘首期盼的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首日。上午8点，电影节开启线上线下同时售票，到中午12点，有360多个展映场次的电影票已经售罄。
老王挺喜欢在现场和这些购票的影迷们交流，听听影迷们的诉求和喜好。“很多人和我打招呼，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我都尽可能回答大家的问题。影迷这个群体是很可爱的，很多时候，他们是专家，我要向他们学习。”
这是老王谦虚了。王佳彦一直在电影圈内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电影节筹备工作。199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申请创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当年即获国务院批准。经过一年半的筹备，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1993年10月举办，至今已是第二十届。今年68岁的王佳彦完完整整经历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发展与变革。
“从第一届参加展映的8家影院到现在的45家影院，第一届辛辛苦苦找来167部影片，今年是从2000多部报名影片中精挑细选出498部影片。当年谁能想到，我们的电影节也能办得这么好。”王佳彦感慨。老王还记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交易市场，是他和同事们在电影院的会议室里搭起来的。寥寥数个展台、几张桌椅，上影厂、北影厂、八一厂，还有唯一一家来自海外的片商。
第一届虽然市场不大、展映片不多，但圆了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电影节结束时，导演吴贻弓掉了眼泪。”王佳彦回忆。举办第二届时，上海国际电影节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评为A类电影节。
而老影迷们都还记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片带来的空前冲击。当时国内影院能看到的外国片寥寥无几，电影节一口气提供了数十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大片，甚至包括难得一见的欧洲艺术片。整整一年之后，由美国演员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才作为第一部进口大片正式进入中国影院。
20多年后，当时大力提倡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电影节”的电影人们，包括孙道临、谢晋在内的不少人已离我们远去。而一届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陪伴着中国电影慢慢走出低谷，迎来电影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电影票，还需要手写片名。”老王感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进步，也是这个时代的进步。
希望让更多观众、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看到好电影
这些年来，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繁荣，老王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王佳彦笑称自己是“世界排片第一人”，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节有这么多影院参与展映，有这么多需要通盘考虑的排片因素。比如今年，他在10天时间里排映1500多场电影与观众见面，这样的难度和压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而这样的排片机会，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可以遇到的。
对世界各大电影节，老王有自己的看法。他去过很多电影节，包括戛纳、柏林、东京、夏威夷、蒙特利尔等，总觉得没有哪一个电影节在电影展映上做得比上海国际电影节更好。的确，如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全世界观影人数最多、放映场次最多的电影节。每年6月份的第三周，已经成为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影迷的节日，甚至吸引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影迷慕名而来。
这正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特色所在。与其他国际知名电影节相比，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注重专业、行业、产业的同时，更将自身定位为“市民的节日”“大众的节日”。每年，电影节都广开大门，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电影大国的影片报名参赛参展，让平日难得一见的各国风情通过银幕淋漓展现。而上海也一直保持着全国拥有影院数和银幕数最多的城市的地位。这座城市与电影节之间，正是一种“水涨船高”的互相成就。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作为国际A类电影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所肩负起的一种责任。正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在本届电影节现场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有一种自然生成的效应，就是它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文化胸怀，以更加积极的合作态度来和世界各国优质电影资源进行合作，目的也是推动世界电影文化多样性。”
对王佳彦而言，这种多样化的宗旨，直接决定了他在这个数字化席卷而来的时代仍然坚持着胶片拷贝时代的排片特点，不重复场次、不重复时间、不重复地点，而不单单以大数据来决定影片排片多寡。很多人会问，你在一家电影院为什么不能多排一场？对此，老王总回答：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看到一部好的电影。
老王自己是影迷，年年给电影节排片，却从来不肯推荐影片。他总笑着说，“不推荐，不推荐。每个人喜好不同，审美不同，自己喜欢的才是最好的电影。”
6月23日上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二审公开宣判，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等和被告人于欢不服，分别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其防卫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鉴于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于欢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且被害方有侮辱于欢母亲的严重过错等情节，对于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于欢的犯罪行为给上诉人杜洪章等和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程学贺造成的物质损失，应当依法赔偿。原判认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
■事件全程
2014年7月至2015年11月，上诉人于欢的父母于西明、苏银霞两次向吴学占、赵荣荣借款共计135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苏银霞先后偿还184.8万元。其间，因于、苏未如约还款，吴学占、赵荣荣指使他人采取在苏银霞公司院内支锅做饭、强行入住于家住房等方式催债。2016年4月14日16时后，赵荣荣先后纠集郭彦刚、杜志浩等十余人到苏银霞公司讨债。当日21时53分，杜志浩等人在该公司接待室内以辱骂、弹烟头、裸露下体等方式侮辱苏银霞，并以拍打面颊、揪抓头发、按压肩部等肢体动作侵犯于欢人身权利。当日22时22分，杜志浩等人阻拦欲随民警离开接待室的于欢、苏银霞，并采取卡于欢项部等方式，将于欢推拉至接待室东南角。于欢持刃长15.3厘米的单刃尖刀捅刺杜志浩腹部、程学贺胸部、严建军腹部、郭彦刚背部各一刀，致杜志浩死亡，郭彦刚、严建军重伤，程学贺轻伤。
就在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前夕，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随后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包括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在内的亚洲股汇市纷纷动荡。仔细分析穆迪的相关论断，其降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理由并不充分，分析过程的合理性和专业性明显不足。但作为知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评级之争影响全球金融主导权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史，信用评级体系是体现全球金融主导权和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在当今世界的信用评级体系中，美国处于垄断地位。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标普和惠誉都在美国，它们不仅获得了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地位，还包揽了世界80%以上的资本市场评级事务，进而垄断了国际资本定价权和国际金融服务话语权，而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则困难重重。
相对于美国在世界评级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我国的信用评级体系明显弱势，信用评级话语权和主导权严重缺失。全国性信用评级业不发达，业务规模较小，经营状况不理想。外资进入中国评级业的门槛过低，中国评级业遭到美国评级机构的严重渗透。2006年后，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公司开始大肆收购中国的评级公司，并控制了中国三分之二的评级业务。同时，整个社会对掌握信用评级话语权和主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方面，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政出多门，监管成本高，监管效率低；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和社会盲目相信外国评级机构在技术和标准上的权威性。这些情况必须高度重视。
赢得评级主导权迫在眉睫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赢得国际评级体系主导权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一是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信用评级是决定金融交易价格的重要工具。境外评级机构掌握我国信用评级主导权后，刻意压低我国的信用级别和企业的真实价值，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影响很大。比如，标普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垃圾等级”，使境外投资者能够以较低的入股价格在中国金融市场享受饕餮盛宴，教训深刻。
二是有利于保障我国经济技术信息安全。境外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渗透我国评级机构，可方便地获取我国政务信息，乃至国家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从而掌握我国技术发展动态和重大商业机密，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正在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重大债务融资评级，悄然进入我国的经济腹地和特殊性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和特种行业)，公开获取中国最有价值的政务信息和经济情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三是有利于维护我国外汇资产安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国家外汇资产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现存国际评级格局常常不顾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及全球影响力的增长前景，降低中国信用等级，严重歪曲中国主权信用的真实状况。同时却给予深陷债务危机的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以极高的信用等级，使其通过低成本融资和货币贬值堂而皇之地实现从债权国的利益转移。
四是有利于我国取得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当前，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和响应，在推进过程中，信用评级主导权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再出现双重标准和恶意操控的信用评级，不仅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相关合作的战略成果，还会严重损害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
构建新型体系需要中国声音
第一，应夯实对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的法制基础。针对我国对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的立法缺陷，应制定一部统领各类资信评级机构的基础法，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组织法与行为法的结合，必须明确资信评级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组织制度、发展模式、市场准入、行为准则及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体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重大原则。该基础法应明确规定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一些重要领域，比如国防工业和国有金融业等。同时，该基础法必须明确规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
第二，依法加强监管，促进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统一监管，彻底改变我国资信评级监管机构分散、政出多门的现象。通过实施机构资质和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制度，完善评级机构统计报告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强化对评级机构执业行为的检查和督导等措施,促使其有效、及时和真实地提供所评级资产的信息。监管部门应该依法加强对外资资信评级机构在华业务的监管，这是推进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必要之举。要督促其公布评级模型、数据来源，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应要求其讲清楚收费模式，让公众清楚它们的盈利和评级有无利益冲突；要建立赔偿机制，既让投资者被严重误导后有权要求赔偿，又让评级客体遭到不公正评级后有机会挽回损失。
第三，制定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发展战略，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相适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成长壮大，包括以国有参股的方式发展数个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平公正原则的信用评级机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应该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与扶持我国评级机构开展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结合起来，加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四，以“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为基础，主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观、专业的信用评级服务。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它对社会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信用评级决定着社会信用资源的分配。2008年世界外债总量约为61.1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有国际信用资源的91.3%，发展中国家仅为7.6%。应该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不断推进的机会，积极主动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观、专业的信用评级服务，帮助他们的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框架内，分配到应有的信用资源，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发展国民经济，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开创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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