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承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纪要。
　　采访中，任正非表示，华为不需求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存好了，没有美国也能够生存很好。但是我们依然会拥抱全球化的，美国公司供给器件，我们欢送；假如没有供给，我们也能生存下来。
　　以下为纪要全文：
　　1、《华尔街日报》总编 Matt Murray：任先生，谢谢您！十分快乐今天能有时机承受约请到华为看一看,并采访您。我们刚刚在您欧洲作风的园区还有俄罗斯作风的走廊转了转。一切建筑都十分雄伟。在当前的形势下，您是不是想借此传送关于华为实力，或者深受商界影响的中国在全球舞台所展示出的实力的一些信息？作为一位美国人，我在来到华为，看到这些雄伟的建筑以及您向我们展示的其他一切东西之后，很难不这么想。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想传送出一些什么信息？
　　任正非：首先感激你们来采访我，你们能够锋利发问，我会坦诚答复。
　　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基地建筑群和机加中心展厅建筑都是日自己设计的。我们每个产品线都有一个相似这样的展厅，展厅普通设在公开一层，参观完以后到空中上来喝杯咖啡、开个小会；两个白色、黄色的大厅是为开大会用的。所以，这些艺术设计都是建筑师促成的，与我们的文化宣传没有关系。
　　我们正在上海青浦新修一个研发基地，大约有2600亩地，由5个西方著名的建筑师公司设计。他们参照芝加哥湖边建筑群景观设计，带有现代经典建筑气息，和上海十里洋场环境分离起来，包容外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所以，建筑自身与华为文化没有关系，与建筑师的观赏与招标、中标有关。
　　Matt Murray：你们的员工在引导我们停顿厅走过一个走廊时，说这是“川普走廊”，所以下面的走廊是不是承载什么特别的信息？
　　任正非：没有。但是它很美，是由150多个俄罗斯著名画家画的。由于他们国度受美国制裁，生活艰难没有下落，由于经济艰难而来为我们画画的。他们说“没有川普制裁，基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画家为你们画画的”。他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分，戏称这条走廊叫“川普走廊”，说你们要感激他，连克里姆林宫也没有这样漂亮的走廊。
　　Matt Murray：你觉得特朗普总统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个走廊吗？您没有想过他会亲身过来看一看吗？
　　任正非：十分欢送他来。假如他在任期间不便当，能够退休以后过来，我们会很热烈地欢送他。退休后的卡特总统在多年前就曾经来过我们公司。我们欢送美国的总统、议员、高官、记者……，有时机来华为访问，我们会很热情接待，毕竟美国是巨大的创新型国度。
　　2、Matt Murray：如今，我们来聊聊美国。其实从很久之前，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前，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也就是说在特朗普和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华为和美国之间就存在问题。您觉得美国政府和华为之间长期存在对立的基本缘由是什么？
　　任正非：我以为，美国政府和我们没有本源上的对立。我们公司不断是比拟崇拜美国的，大量学习美国文化与管理。从华为创业开端，“不眠的硅谷”这种美国肉体就铭记在全体员工心里，我们不断努力在向美国学习。硅谷有很多公司在车库里创业，我们那时分没有车库，就在城中村农民房里创业，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美国公司走过的历史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过去二十多年，先后有几十个美国的咨询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管理咨询。这些参谋公司都非常分明我们的组织构造与流程，流淌的都是美式文化；我们的财务审计十几年来都是KPMG，假如想理解华为的财务情况，只需在KPMG看十多年的底稿，就能够知晓华为真实的财务情况。
　　由于三十年来我们都是艰难重重的，习气了艰难，所以我们没有感到奥巴马时期带给我们多大艰难，特朗普时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鼓励，逼迫我们不能惰怠，为了生存下来就要努力“划船”。大家如此努力地“划船”，把今年的销售收入划多了，利润也划高了。假如今年年底发布的利润高了，我会很担忧世界怎样看我们。华为被打压，怎样利润还高了？其实就是由于全体员工愈加努力了。因而，我没有感到和美国之间有多大抵触。
　　3、Matt Murray：既然是这样，您又怎样解释美国如今对华为展示出的敌意？思索到美国政府如今对华为的态度，您觉得华为在历史上有哪些事情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呢？
　　任正非：我以为，主要还是美国对我们缺乏理解。美国公司也是从小变大的，在我们后面成立的公司有亚马逊、谷歌、Facebook……，它们如今的开展比我们还凶猛。我们还跟在他们的后面。我们比拟激进一点，生长时间比它们长。
　　总而言之，美国公司走的道路是商业形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兼容的高程度道路，在产品还没有完整生长起来时，曾经构建了一个世界级、全球化的商业方案。而我们公司由于眼界低，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没有见过世面，都是从技术创新开端做，研发人员都自以为本人是天之骄子，等产品出来才想到做商业形式，开展速度相比美国公司就慢一些。至今为止，我们公司还是没有商业首领，还只是在技术创新，经常是产品做出来一、两年了，还不晓得怎样卖。如今我们学习得还不够，都是先想着怎样做产品，做出来才会想怎样卖。
　　4、Matt Murray：如今华为业务普及170多个国度和地域。您们在大局部国度和地域都是抢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另外，华为在5G范畴曾经获得了抢先位置。在您看来，是不是华为的胜利让美国感遭到了要挟？
　　任正非：我以为，美国不会由于这个问题感到对它有要挟，由于美国科技创新的才能十分强。你们能够去华为心声社区看一看，昨天我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美国这一百年来到底有几创造，讲美国多么巨大。美国有极好的创新机制，不会由于某项技术短时间落后一点就感到压力。我也看到罗斯部长在印度讲话中提到“美国用三年时间就能够抢先和超越华为”，我置信完整有可能。
　　美国在5G上有判别失误的问题。美国选择6G，以为6G带宽更宽、意义更大，美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好。它选择了毫米波的高频段，它以为5G时期不会这么快到来，6G掩盖间隔短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还有时间打破，没有想到5G十年就做出来了。华为选择的中频段，也有赌博成份。当时全世界大局部国度都没有走中频段，都选高频段，由于他们以为5G不会那么快投产，没想到十年时间，5G从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会开展成一个产业。他们以为世界的开展会迟缓一点，6G还会有时机打破。假如能处理掩盖发射间隔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创新问题，6G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今理论创造还没有，技术发明还没有打破（相控传送体积大），所以6G只能做到很宽的带宽，传输间隔十分短，还没有到达适用化的时分，5G曾经开端在世界提高。
　　所以，不是美国真正输给华为，而是选择时押错宝了，我们押的是厘米波，他押的是毫米波。从这点来说，假如美国转过来追逐，我们置信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由于华为短时间抢先就要打我们一棒。
　　5、《华尔街日报》记者Dan Strumpf：我的问题和美国与华为之间的长期协作与对立有关。在今年的采访中，您屡次提到能够把华为的5G技术答应给一家西方公司，更详细地说，是一家美国公司。您能否向我们引见一下目前的停顿？有没有美国公司表现出这方面的兴味？华为有没有延聘投资银行或者其他中介机构帮助出卖这项技术？您以为5G技术答应这件事情将如何开展？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真心诚意地答应给美国公司，而不是玩什么花样。为什么我们希望美国公司强大起来？由于这样世界能够构筑三角均衡，假如美国缺失5G技术，我们可能长期有费事，欧洲也会费事。因而，我们是真心诚意答应，并且答应是全面的，它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不会有所保存。答应以后，我们能够并肩行进，置信我们还是能够跑得快的。这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
　　第二，美国不能跃过5G去走6G，通讯行业每一步都要走，逾越式地跳过这步以后，后面的路可能会有很大问题。假如从头再做起来，需求漫长的时间。美国最多的是钱，我们最大问题是没钱，美国给了我们钱取得我们的答应，我们能够在5G及新技术上更大开发、更快行进。美国有了根底以后，能够开展更快，由于美国有庞大的科学技术根底。展开战争开展与竞争。
　　目前还没有任何美国公司与我们接触，假如有了需求，我们才会找投资银行协助我们做买卖。
　　Matt Murray：美国公司或者中介机构能够给你们打电话？
　　任正非：是的，但是没有啊。是不是他们也惧怕？惧怕与我们接触有嫌疑。
　　Dan Strumpf：您觉得为什么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对此表现出兴味呢？华为被公以为是5G方面最先进的公司。美国公司至少应该对这项买卖表示感兴味，但是为什么如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跟华为接触？
　　任正非：我也不分明他们为什么不接触。可能是担忧有政治上的嫌疑，跟华为接触后被疑心。或者是他们不想做这个市场，不一定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不能主动去联络，美国实体清单制止我们与美国企业接触。
　　6、Matt Murray：在华为开展进程中面临了很多关于偷盗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个人的指控。您可能也晓得，今年《华尔街日报》有过一篇这方面的报道。为什么这样的指控不断存在？华为有没有处理或者曾经处理过在技术窃取方面面临的应战？
　　任正非：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实，特朗普遭受的指控比我们还多。我们历来都是尊重第三方学问产权，美国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给我们交十分多的学问产权费，但我们交给美国公司的学问产权费更多。我们这么多年累计收了14亿美圆的专利费，付出了60多亿美圆左右的学问产权费。而且，华为的科研经费每年投入150-200亿美圆左右，研发人员将近八、九万人，抢先世界不可能靠偷来的。好人也会遭受责备，我们还是置信美国法庭的判决。
　　7、《华尔街日报》记者Eva Dou：前一段时间去过您的老家贵州，想理解一下您小时分的背景和生长的历史。我父母是山东济南人，在济南趵突泉左近。
　　任正非：我小时分生活的中央很闭塞，对我的生长没有多大影响，就是顽皮一些，让天性没有遭到压制。我不可能在那种闭塞的环境里产生对我后半生多大影响的志向。我到大学后才有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普遍阅读，也对我的人生没有多大影响，由于家庭政治条件不好，不会有大的出路，不悲观就不错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队在济南，当年在济南郊区窑头，山东师范学院上去一点，我们算半个老乡。
　　Eva Dou：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部队的，我家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参与部队的，看您之前写的一些研讨报道，看到济南这个字，1979年到1984年在济南00229部队，能否引见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简历不太分明前期的阅历，1944年出生，不断跳来跳去，很多年不晓得在哪里。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建立完毕以后，国度决议搞十大工程。我们奉命调去建立仪征化纤厂，但是在队伍调遣过程中工程下马了，我们就停留在济南了。听说是中央有人批判这是十大洋跃进工程，因政治缘由下马了。当时，我就留在济南机关，做了一个二十多人建筑研讨所的副所长，研讨建筑机械等东西。
　　Eva Dou：仿佛主要研讨压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辽阳用数学办法推导了一个仪器，用于化工自动控制系统。后来我在这个研讨所允许我继续做延伸的研讨实验，由于我那时是名人了，是英雄标杆，所以能够做一些与本部队无关的研讨。但是不胜利。由于我那时年轻气盛，遭到国度的严重褒扬后，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难以完成的目的，又想幻想一定要到达，日夜加班。后来几年的研讨都不胜利，正好遇到大裁军，我被集体裁掉了，项目完毕了，人也分开了，那五年实践上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那时山东大学的计算机内存只要16K，怎样也算不出方程和实践的东西，最后不了了之。这段青春应该是虚度了。
　　Eva Dou：那时我老爸也在山东大学读书。
　　任正非：我们很近，我们在山东师范学院往上一点，就是我的驻地窑头，我小孩读的小学就是马家沟小学。
　　Eva Dou：你最开端工作是不是在贵州011基地？你在那边主要做什么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儿参与承建的建筑公司工作，做厂房建筑。
　　Eva Dou：您不是工程师吗？
　　任正非：那时我连技术员都不是。那时大学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承受工人农民再教育。我曾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来当了几年工人，74年才调到东北；在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才当了技术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当上工程师。
　　Eva Dou：贵州离越南十分近，那时美国在越南打仗，贵州那个年代部队不是也在开端建军队的通讯设备吗？有参与吗？
　　任正非：那时我与通讯没有关系，地道是普通的建筑工人，与今天的农民工差不多；到了东北部队以后，我与通讯也没有关系，在东北从事辽阳化纤总厂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建立，是模仿的控制系统，就是运用比例、积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统管理，和如今的通讯计算机无关。自动控制是我在当炊事员和工人的时分开端自学的，到东北由于没人比我懂，这“半坛子水”得到运用。我到深圳创业后，才开端接触通讯行业的。
　　8、Matt Murray：您方才提到糜费了五年时间，也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后来是如何创建华为的？您是如何找到投资者并在您之前的根底上支持您创建这家公司的？
　　任正非：大裁军以后，我们就是这个时期的弃儿。由于国度体制发作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方案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形式，我们并不晓得转机意味着什么，就到深圳来了。对市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了深圳，每月工资200多元，当时团职干部200多元挺光彩的，但一看打工妹都有500多元了。我们就请求国度把转业费发给我们，不要保存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了。国度给发了1800多元转业费，我们夫妻总共领了3000多元。后来我到国有企业工作，也是什么都不明白，没有运营好，做错了事，最后只能分开这家国有企业。
　　当时，要么出国，要么在国内干，我们家里人不想出国，就留下了。刚好深圳市在1987年出了一个文件，87（18）文，允许个人兴办民营科技企业，我们就冒险做了民营科技这行。当时注册公司需求2万元钱注册资本、五个股东，我就找了另五个人集资2万1千元，实践还是我一个人开端干。后来，那五个人请求退出公司，就跟我们打官司，退了很多钱拿走。这个公司变成我一个人的，我有权利把股份分给大家，就构成今天员工持股的形式。
　　当年假如不分股份给大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公司，干一干就散了，重新又去干一个行业。怎样晓得我不会去搞房地产呢？我最应该的是去搞房地产，不应该搞通讯，这么傻，又苦又累又不赚钱。那五个人退股的法庭判决书还在档案室，你们能够去看看原始的档案。
　　Dan Strumpf：您是怎样认识协助您创建华为的五个投资人的？我们在华为股权室看到他们五个人的名字，发现他们的背景是十分多样化的。您是怎样认识他们的？是您的朋友还是军队的熟人？
　　任正非：过去不认识，来深圳以后才认识的。创建公司时，对公司具有股权、具有将来还完整没有想象，就是为了凑够这么多人、筹够这么多钱，他们没有在公司上过一天班。假如我们关系很好，就不会分家，他们也会到公司来上班。
　　华为公司前十几年完整是摇摇欲坠，就如蜡烛火一样摇摇摆晃快要熄灭的那种觉得，天天处在危机和生存挣扎状态，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自信心的。我没有退路，没有自信心也要有自信心。还有一些傻傻的人跟着我们，置信我给他们讲的话，以为真可以完成。大家都置信，抱成一团，果真完成了。今天很多人很有钱，不是投机，而是太傻了跟着跑，没有分开。
　　9、Dan Strumpf：顺着时间轴往后，1992年您曾经访问美国。此行从纽约开端，在访问硅谷公司后完毕了您的这次行程。那次美国之行您学到了什么？当时为什么要去美国？是谁组织了那次行程？今天的美国和您当时看到的美国能否曾经有所不同？
　　任正非：那次是美国波士顿一家卖电源模块的CP公司约请我们去调查，由于我们要买它的电源模块。我们很猎奇，想看一看美国，由于我们历来不晓得美国是什么样。我们以为美国是高消费，所以带了很多美圆现金，那时中国还没有信誉卡。后来我们发现美国什么东西都廉价，很长时间都不了解，才觉得现金带着是担负。最初一同去的有一个人吵着要管钱，就把钱大局部给他了，结果后来他嫌钱装在口袋太重，求大家花他的钱。所以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的东西怎样会这么廉价。
　　当时我们乘坐灰狗巴士走天下，巴士怎样会这么漂亮？我们坐着灰狗巴士在高速公路奔驰的时分，觉得中国永远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车了，中国永远不会开展到像有灰狗巴士这种情况。我们坐火车到了硅谷，也不晓得硅谷在哪儿，问他人，没有一个人晓得硅谷为何物，由于“硅谷”是中国人喊的，外国人不晓得。结果莫明其妙下了车，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刚好是圣塔克拉拉，就是“硅谷”。到了硅谷，我们找不到中央可参观，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认识一个人钟培峰，想方法去交流参观一下，由于我们还要买一些器件。
　　我们看到美国的先进、美国的巨大，很震惊。美国公司到底有多大？不晓得。我们曾租了一个出租车，穿过IBM做存储器的一个厂，给出租车司机讲“绝对不能转弯，一定要直走，打表，看里程几”，走了直径是6公里后，司机迷路了，才兜出来。我们慨叹美国的工厂这么大，慨叹至今。今天我们依然是这样崇拜美国，没有改动。不由于美国打我们，就不爱美国了，这是两回事。
　　10、Matt Murray：您可能也晓得，《华尔街日报》今年早些时分发布了一篇报道，称华为在非洲有个项目是协助几个非洲国度的政府监视政治对手。该项目是聪慧城市项目的一局部。您如何评价这一项目？这个项目能否还在停止？报道出来之后，当地政府作何回应？
　　任正非：首先，这不是事实，《华尔街日报》要承当义务。我们曾经给你们出了律师函。《华尔街日报》是一家巨大的报纸，你们要深思，你们的信息来源能否真实？没有这回事，因而当地也没有什么反响。
　　11、Eva Dou：我晓得您不断喜欢欧洲的文化。
　　任正非：不是，我最喜欢美国的文化，很豪放、很创新，我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喜欢美国年轻人的猖獗，他们的好大喜功，我太太说我，你们是半斤八两。欧洲激进一点，舒适了一点，我家人十分喜欢欧洲，我太太今天还在米兰。
　　Eva Dou：您晓得HBO有一个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吗？
　　任正非：不晓得。
　　Eva Dou：您能够看一下，这是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讲的是关于西班牙国王和美国Calvin 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话，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缘由也是监控。那时西班牙政府也想监控很多他们的敌人，就支持了这个公司。历史上不断是这样的。一个国度想支持一个电信行业，不就是由于监控吗？中国难道不也一样吗？华为公司在这种历史和政治环境下怎样运营？
　　任正非：汽车制造厂把汽车卖给了用户，车里装什么货物是司机说了算，汽车厂并不晓得装什么货物。我们就像汽车制造厂一样，卖给电信运营商是裸设备，网络是由电信运营商管理，我们并不论理这个设备，基本不晓得电信运营商是如何运作的。电信运营商做的是管道，疏浚信息流，我们做的是管道外面的铁皮，铁皮能晓得什么呢？
　　12、Matt Murray：我晓得这是敏感事情，但华为曾经成为了一家具有十几万员工的大型全球化公司。您有自信心说在全球各地的华为员工都没有参与到我们所报道的活动当中吗？
　　任正非：我们有内外合规的监管系统，有道德服从委员会，在管住员工要契合公司对商业行为的请求。我们不允许违规的事情发作，假如谁有这样的事情，他会遭到严处。
　　13、《华尔街日报》亚洲商业编辑Neil Western：您方才说华为是卖铁皮的，事实可能不只如此。由于华为在网络平安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过去几年在这方面的投资仍在不时增加。特别是“斯诺登事情”之后，大家晓得美国国度平安局应用华为的设备停止**。从您的角度来看，要挟来自哪里？华为应如何预防这些要挟？
　　任正非：假如我们在网络平安设计上不投入力气，运营商可能就不会购置我们的设备，很多国度会制止我们进入市场；假如我们不恪守GDPR，就不能进入欧洲。所以，网络平安、用户隐私维护都成为商品中很重要的一环。就像汽车一样，一切汽车都是四个轮子，名牌汽车比普通汽车贵一点，就是由于它在平安维护上投入更大，给人提供更大的平安保证。假如我们不能满足时期的请求，一是我们不可能销售，二是不可能卖好一些的价钱，因而我们必需满足客户这方面请求。网络是控制在运营商手里的，运营商是受主权国度控制的，我们只是一个卖“卡车”的公司。
　　14、Dan Strumpf：Matt方才也提到，华为开展到今天曾经是有着十几万员工、业务普及全球的公司。面向将来，华为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应战是什么？将来您真正退出华为舞台后，您希望华为成为一家怎样的公司？
　　任正非：华为公司三十年来从小公司走向大公司，走的是中央集权管理的道路。这样的做法会使机关总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官僚主义，那么公司迟早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垮掉。我们阿根廷会议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试点会议”，变革的要点就是把决策权利交到最前方，逐步让前方的人员职级、才能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假如前端的确有很多能担负起义务的高级干部，那么往公司后端的流程就能够大幅度缩短，机关就不需求这么多干部。机关就会精简，减少官僚主义，减轻供养担负。为在代表处完成合同审结这样的变革，我们方案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改动。机关会变小，办公室里没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多数是一些职员。这样把顶上重重的帽子卸下来，华为公司的管理倒转180度，就会取得重生。
　　这是向美国学习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到五角大楼的人可能没有出路了，到前线的升官很快。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否则谁愿意到艰辛地域去斗争？
　　Matt Murray：您希望将来华为的员工都不待在深圳？
　　任正非：是，如今非洲工作的员工固然价值发明没有广州的员工大，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广州员工的数倍。
　　15、Matt Murray：像华为这样的公司，要找一个能替**创人的人难度有多大？您提到跟美国公司类比，许多美国公司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难的，不晓得华为怎样样？
　　任正非：有些美国公司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把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平安关系股市价值，他们走哪里，以为不能坐民航机，由于民航机不平安；还要带保镖，由于他的“脑袋”就是华尔街的钱，“脑袋”没有了，华尔街就垮了。
　　在我们公司，我实践是一个傀儡，我在与不在对公司没有那么大影响。当年我们向IBM学习管理革新时，IBM参谋跟我讲“管理革新最终就是把你“杀”掉，让你没有权利，你有没有这个决计？”我说我们有。十几年内，IBM数百位专家在这里协助我们革新，华为今天走成这样，IBM给我们奠定了很重要的组织构造和管理根底。
　　权利到哪里去了？按流程配置了，反而基层干部权利很大。比方，效劳员权利大，说“要瓶可乐”，他们就能够拿瓶可乐来；我要瓶可乐，没有流程支撑，只得本人掏钱。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革新中最胜利的一条是我虚位了，下面有各种组织，他们都被赋予了不同权利在循环着，谁都会挑起公司开展的担子来。我们如今把权利的变革倒过来，让基层更有权利，假如这点稳定下来，后继者无法重新改回中央集权。因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比拟稳定。
　　16、《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郑子扬：您方才提到华为构造的调整，阿根廷会议应该是重要的一环。您在听说女儿被捕后，还是决议去阿根廷参与会议。这个会议对华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由于很多人会觉得在您女儿刚刚被拘捕的时分，您还是决议完成工作去参与会议，这似乎显得有些无情。
　　任正非：阿根廷是经济艰难的国度，通货收缩十分严重。拉美地域部前任总裁曾经开端对阿根廷代表处试点变革，他调回机关，换一个人接替时，我们没有改换变革试点。变革的称号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以前合同的关闭是由公司机关来决议的，如今授予代表处决策权、分配权，他们焕发了积极性。在史无前例的艰难的外部环境中，这个代表处做出了很大成果，证明试点变革是胜利的。如今我们公司有二十多个代表处正在向他们学习推行变革，估计明年代表处会有一定范围化的铺开变革。在进步效率的根底上，人员会大范围减少，为了防止大范围裁员，我前几天签发了一个文件，在战略准备队预设了1万个编制、10亿美圆预算，被精简的人员不是辞职走人，而是回到战略准备队来，经过学习、考试合格以后，有时机再往前派，再从事新项目，以此保证公司平稳的变革过渡，防止过度裁员。
　　17、Neil Western：你们为什么把会议地点选在离G20峰会如此近的中央？
　　任正非：这与G20峰会毫无关系，那个时分也订不上房。是在他们开完会走了以后我们再开的，是由于选择天气好的时分，错后了一些时间，在一偏避的景色区，一个叫“小小酒店”的高级酒店。
　　Neil Western：那时分您女儿刚刚在温哥华被捕，那次的行程对您本人个人也是有风险的，当时您是怎样思索的？
　　任正非：肯定会有风险，假如我都怕风险，其别人怕不怕呢？还是要行进的，我从迪拜转机过去，迪拜还是很开放的。
　　Dan Strumpf：您当时和女儿联络了吗？阿根廷会议对您来说十分重要，您非去不可，但在会议之前几天您的女儿，也是华为的CFO，在加拿大被捕了。您当时有哪些想法？您觉得痛苦、悲伤吗？有没有联络孟晚舟？
　　任正非：忘了。当时我只想把会开好，仿佛没有其他想法。
　　Eva Dou：我们来聊聊孟晚舟的名字。您华诞那天，她给您写了一封信，署名是“猪儿”。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任正非：由于她小时分很贪吃，长得胖乎乎的，像小猪一样，从小就叫她“猪”。我的小女儿由于喜欢毛茸茸的玩具猪，把本人称为“猪”，把我们叫做“猪爸”、“猪妈”。两个小孩都叫“猪”，以前我没有联想过，最近一想，怎样两个小孩都是“猪”呢？也是巧合。
　　18、Neil Western：在过去一年，华为的问题跟中美贸易战严密地分离在一同。过去一年，您有没有和习近平主席或者中国的首席会谈代表刘鹤沟通，讨论怎样处理华为和美国的问题？
　　任正非：中美贸易会谈与华为没有任何关系，由于华为在美国没有销售，关税加到1000%与我们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也不会关怀中美贸易会谈怎样样。
　　Eva Dou：华为只是一个筹码。
　　任正非：是它抓错了筹码。我们不会做筹码，由于我们没有美国也能生存下来。
　　19、Matt Murray：我能够作证，由于我亲耳听到中国政府在讨论美国贸易会谈时，表示支持华为，还问了我和其他记者，为什么美国要给华为这么大压力，到底呈现了什么问题。中国政府说这对华为不公平，他们确实表示支持华为。
　　任正非：我不晓得，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们不需求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存好了，没有美国也能够生存很好。但是我们依然会拥抱全球化的，美国公司供给器件，我们欢送；假如没有供给，我们也能生存下来。
　　Matt Murray：华为过去一年业务开展很好，而且一年以来，华为不断在跟美国的供给链停止脱钩。您如今也在说华为在可见的将来不需求美国。是不是说无论中美贸易会谈得怎样样，就算美国又对华为开放了，华为都不会和美国协作继续往前走？
　　任正非：我们不会脱离全球化，会坚持不懈拥抱全球化。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假如美国不给我们提供这种条件，我们本人生存也没有问题。我们在5G基站、传送、接入、中心网曾经能够没有美国零件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版本是能够有美国零件的。
　　20、Eva Dou：问一个历史问题。这些年欧美很多客户疑心华为有没有政府背景或者政府投资。请问90年代华为曾有个子公司莫贝克，是各个省市的电信局投资的。过了几年华为业务好起来了就把他们踢进来了。之后不断就没有投资机构在华为。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年代设有莫贝克，之后就关闭了？
　　任正非：第一，莫贝克是一个电源公司，电源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边缘化产品。第二，1992年开端，中国在金融上严厉控制。为什么？80年代末期金融泡沫，中国通货收缩十分严重，中央在1993年严厉刹车，制止银行贷款，贷款无论能否到期都要强迫收回去。在那个时期，我们想把电源单独做卖掉挣点钱，也没有那么多钱开展。我们就找电信局三产公司来投资，第三产业也叫劳动效劳公司，是一种集体一切制的公司，它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怪胎”，国有企业一些多余的人没中央去，就搞到劳动效劳公司去，他们也需求一些时机。我们与他们集资把电源业务做大了，大约几年以后以7.5亿美圆卖给了美国的艾默生公司，大家把钱分了，公司就搭伙了。大家说还要继续干，我说我挑不起这个担子来，就散了。
　　21、Matt Murray：任先生，您在职业生活中看到了很多的变化，如今5G部署也正在加快停止。瞻望一下将来十年的技术开展，5G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哪些技术会带来更具反动性的变化？
　　任正非：严厉来说，不要说十年，三年以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我都想象不到。在几年前，我们能想象得到手机能够上网吗？乔布斯一个人就改动了这个世界。互联网真正兴旺起来，应该是由于手机无线上网。5G以后，最大的时机窗应该是人工智能，将来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不可想象的。你们参观了我们的消费线，只是用了很少局部的人工智能，在少量环节运用了人工智能，曾经很少看到人了。再进一步，人会更少。
　　如今我们的消费系统引进了很多数学家、博士，工艺与质量管理，方案调度有了十分大的进步。所以，消费一系列活动都是24小时全排好的，机器人排队把指定物料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连续消费曾经有一定转变，十年以后整个世界发作什么转变，还不是搞得很分明。
　　目前在消费过程中最大的人工智能运用是芯片的消费，范围和程度还在美国。假如其他工业也像芯片的消费方式，消费效率会大幅度进步。若果能人工智能方式消费的产业，会回归西方；不能人工智能方式消费的企业会寻觅劳动力本钱更低的国度。所以，要顺应将来新的社会，每个国度最大问题是进步教育程度。